【名利場】返鄉 營造鄉村新計劃

“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在中國轉型期，城市化步伐滾滾向前，對鄉村的擠壓日益加劇。鄉土生機在城市化一日千里的中國日趨黯然，鄉村的活力日益衰竭。“國家的元氣在民間，中國的根深植于中國的鄉村社會”。源自晏陽初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傳自日本的社區營造理念，在中國的城市精英里找到知音，他們從城市走向田間，走向故鄉，開始用行動，重建鄉村的經濟、倫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探索復興鄉村的可能。“返鄉者在故鄉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義；他們的幸福也增添了故鄉的榮耀”。

還鄉新滋味

一些知識精英們開始離城返鄉，嘗試著各具特色的、改造村社的建設實踐。

這股隱微而堅定的返鄉潮，遠接歷史，又近學日本、臺灣。

在掌聲與鮮花、焦灼與困惑中，改變已經發生，不論是返鄉者，還是所在鄉村。

2013年6月底，一個普通的早晨，清風徐徐。

西安，知名律師楊云標，西裝革履，大口吃過早餐，夾著公文包，快步跨入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廣州，藝術家歐寧，踱進敞亮的會議室，一個新的策展主題和細節，正等待他與同事商討和落實。北京，某大學年輕講師石嫣，面帶微笑，翩然走上講臺，講授現代有機農業的浪潮與思路。廈門，某國企高管邱建生，端坐在辦公桌前，專注地翻閱著公司的報表和文件。臺北，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郭中一，精神矍鑠，向臺下的學子們講解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其實，以上的一幕幕情景并沒有真實發生。在踏入命運的岔路口之前，這些場景可能天天重復；之后，這些知識精英或先或后走出辦公室和講堂，踏上了一條營造鄉村之路。6月的炎炎夏日，本刊記者在青山下，綠水旁，見證了他們的自由與努力、幸福與迷茫。

“獨我瞥見了新的生機”

臺灣的大學教授，晏陽初的隔代知音，不約而同，在安徽和福建的故鄉開始了另一段人生。別人看見了凋蔽，他們擁有著幸福。

從合肥市區出發，一路往西50公里，過了官亭拐到銘傳鄉，曲折的水泥小道繼續延伸，在一面30度的山坡前，水泥路面戛然而止，轉上一條磚道，豁然看到一個叫小團山的招牌，上面注釋著英文“HILLTOPHERBFARM”（香草農莊）。

小團山海拔130米，兩邊隆起，中間凹下去，像把太師椅。這地界是臺灣巡撫劉銘傳當年練兵的場所，后來變成采石場，再往后無人問津便成了荒山。如今，桑葉如蓋，香草遍野。郭中一從小徑上走過來，亮堂堂的光腦門，一頭亂發向后飄散，微笑著，用濃重的臺灣口音說，“我的父親在這里出生，所以這里是我的故鄉。”

郭中一生長在臺北，原東吳大學物理系教授。2004年，他當選為臺北合肥同鄉會理事長。“從小我填籍貫，都要寫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但合肥是什么樣子，我不知道。”那年年中，郭中一便和妻子、留美教育學碩士莊惠瑛來到肥西縣銘傳鄉考察。

郭中一和臺灣的一群學者朋友想做農場的念頭由來已久，但臺灣地窄人稠，農地很難取得，最終選擇了安徽。當地政府拋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橄欖枝。2006年，郭中一帶著幾位臺灣合伙人到銘傳鄉選點，選了4個地方，相距不遠，打算各有分工。因還有教職，他簽了投資意向書后就返回臺灣。

次年夏天，郭中一的妻子莊惠瑛辭掉工作，帶著兩個兒子搬來合肥打前站，這才發現4個點已被轉手給了鄉長的親友，政府另外給了荒涼的小團山。股東們對當地官員的背信之舉甚為憤怒，但考慮到荒地零污染，且不會與農民爭地，因而把地租了下來。

直到2009年，郭中一終于辭職，傾注全副心力經營小團山。關于辭職當農夫的緣由，郭中一說起文藝界流傳的一則軼事：美學大師桑塔雅那在哈佛講課，忽然瞥見窗外迎春花開，于是邊走出教室邊說：“我無法完成那個句子，因為我剛想起我與春天有約。”從此去而不返，潛心著述，終于完成系列的美學經典。郭中一則說自己的教學事業，在現今學界、教育界的積弊之下再難展身手，恰好遇到了小團山這個機緣。

從合肥向北前進220多公里，穿過莊稼豐茂的江淮平原，可達阜陽市郊外20多里的三合鎮，鎮西3公里處的南塘村村頭，屹立著一棟白色三層小樓，乃是南塘村合作社綜合樓。村中土生土長的“著名農民”楊云標正在這里和村民開會。

時光倒回1998年，25歲的楊云標從西北政法學院(今西北政法大學)畢業，回到家鄉南塘村，打算專心備考律師資格證。沒想到，每天都有伸冤無門的村民向法律專業出身的他反映：村鎮干部貪污腐敗，工作方式粗暴，找種種借口罰款、打人、收提留。鄉村腐化暗流涌動，楊云標揪心不已，他決定發揮專業優勢為民請命。

2000年10月，不知道是楊云標的哪封舉報信起了作用，調查組來到村里，查明村支書、村主任和文書等人共貪污挪用公款七萬多元。村干部被集體撤職，三合鎮黨委書記、鎮長等人均受到處分。從此，找楊云標尋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每天忙著聽農民們控訴，幫他們寫材料，出謀劃策。楊云標以維權為起點的鄉建之路，就這樣開始了。

2002年8月，楊云標作為惟一的農民代表，受邀在一個叫做“中國鄉村建設論壇”的活動中發言。邀請楊云標的人，是他的同齡人邱建生。邱建生給楊云標留下的印象是樸實、溫和，但邱建生自認為是叛逆分子。祖輩務農的他，1995年大學畢業后入職一家國企。大量的閱讀思考，以及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的眾多社會不公現象，讓他試圖尋找一條讓鄉村和農民生活得更有尊嚴的出路。

偶然的機會，他接觸了《晏陽初教育思想研究》。晏陽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與鄉村建設倡導者，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在國內開展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實踐。持續不斷的戰爭使他的鄉建努力終被蹉跎，時空流轉，那本書給在苦悶中的邱建生以啟示。

1997年，邱建生辭職，到北大和北師大旁聽政治學和教育學課程，他渴望找到志同道合者，回農村踐行晏陽初未竟的事業。尋找并不如意，直到2001年他策劃了一套“鄉村建設叢書”，在約稿時認識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其后，邱建生到了溫鐵軍任總編的《中國改革》雜志社擔任編輯。

在本職的編輯工作以外，邱建生籌建了“中國鄉村建設論壇”和晏陽初研究會，舉辦有關沙龍，并積極參與支農調研項目部的活動。邱建生找到當年晏陽初工作過的翟城村，籌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帶著辦一所以培養鄉村建設人才為己任的學校的想法，他反復去找溫鐵軍尋求支持，開始幾次都被拒絕，最后溫鐵軍才終于同意。正因為這件事，溫鐵軍曾笑稱他從三農研究到鄉村建設實踐是被邱建生拉下水的。

2003年7月19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翟城村鑼鼓震天，彩旗飄揚。藝術家歐寧關注到了這個新事物，并且閱讀了晏陽初的傳記以及一些鄉村治理的歷史和專著，然后他決定到各地農村去看看。他選擇了詩友左靖的家鄉安徽，他們一起去拜訪詩友鄭小光和寒玉。四位“文藝青年”的這次相逢，讓一個落寞的鄉村，后來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找到自信、找回尊嚴

從維權到建設，都是為了鄉村生活更美好更有尊嚴。具有親和力的文化和藝術，成為返鄉者開始鄉建實踐的切入點。

按照郭中一最初的設想，小團山將建成為一個“生態農莊”。養雞，蓋房子。為了養地，種上綠肥植物，固氮肥土、改善土質，并利用生活廢水、廚房垃圾發酵的有機肥逐漸少量施肥。原有雜樹、雜草，悉數留下任其滋長，以做小動物的棲息地。

既是生態農莊，就禁用殺蟲劑和農藥。夏日蚊蟲飛舞，房子周圍種的各種香草，彌漫清香，使蚊蟲大減。把香草種到蔬菜和果樹邊上，也能防止蟲害。經過數年培育，小團山上共種植四十多種香草，迷迭香、羅勒、薰衣草等成為農莊的經濟支柱，一畝地可收獲五百公斤香草，每公斤市價可達二十多元。香草還被制成各種盆景、香草枕頭、香草包或提煉成精油等，每件售價從幾十到數百元。以香草為烹調原料制成的各種美味，也成為自家招牌。小團山正式被定名為“香草農莊”。

山下有片一百多畝的魚塘，原先塘水烏黑，怪味撲鼻，魚的品質不好。郭中一租到手后，清除淤污泥并清空雜魚，消毒后重新蓄水，種上蓼草等吸肥能力強的植物，塘邊自生出數種凈水植物。郭中一還把有機香草拿來喂魚，采取低密度飼養模式，收獲的魚肉鮮美，也能賣出高價。

水土逐步恢復后，郭中一從臺灣引進了名叫“越光米”的珍貴稻種，畝產成品350斤左右，賣15元一斤，銷往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遠比靠化肥農藥收獲畝產800斤左右雜交稻米利潤高。因為發現這種無公害水稻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郭中一便在周邊鄉親們中推廣。

為了化解與當地的隔閡，郭氏夫婦主動提出免費教村民小孩學英語、照顧村里患病的獨居老人。村民慢慢對他們建立起了信任和尊重。周末，來自周邊學校的孩子都會趕到小團山學習英語。幾年下來，孩子越來越多，分成了程度不同的幾個班。到了暑假，就開辦夏令營。

從上海移居鄉村的詩人鄭小光和寒玉，把一棟空置的徽州民宅巧加改造而成“豬欄酒吧”，吸引到參觀者絡繹不絕，不僅有當地村民，還有政府官員。當地人意識到自己的老房子是一筆看不見的巨大財富，開始著手保護。因政府重視，“中法鄉村旅游合作項目”落戶黃山市，“豬欄酒吧”被作為一個考察點。歐寧和左靖經過一番深思，在鄭小光和寒玉的成果基礎上推出了藝術家下鄉的“碧山計劃”。

2011年歐寧在碧山村買了一幢徽派舊民居，決定在此地扎根，隨后自籌資金，在碧山村策劃組織了第一屆的“碧山豐年慶”。8月26日—28日，聲勢浩大的“碧山豐年慶”活動，借用農村豐收慶典的形式，邀請了各地的藝術家、建筑師、設計師和當地的工匠、藝人合作，在名為“黟縣百工”的民藝調研的基礎上，創作出一些傳統工藝和生活用品的當代版，并在村里的祠堂和舊糧倉展出，同時播映農村紀錄片和劇情片，舉辦碧山村和徽州地區歷史文獻的展覽、鄉建同仁交流會、農產品市集等。因為反響不錯，歐寧的團隊獲得了當地政府委托的2012黟縣國際攝影節的組織策劃工作，與第二屆“碧山豐年慶”同期舉行。

“傳統的藝術家是去采風，去農村是索取靈感，但我們強調的是藝術家們到農村奉獻。比如黟縣百工項目，就是對民間的手工藝做普查，針對有關項目，藝術家們提供包裝，進行激活與再生。”歐寧強調“碧山計劃”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幫傳統手工藝者走出山村、找到買家，為此他們專門請了一些藝術家為本土傳統工藝進行設計創新。“比如有一種漁亭糕，我們在舉行豐年慶的時候，為漁亭糕重新設計了新的模板，制造出來的漁亭糕更有藝術氣息，更容易吸引消費者購買。”

歐寧和左靖還出資建造了一個銅像，其代表的人物是出生于碧山村的汪達之，其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學生，曾擔任曉莊師范在蘇北的特約中心學校新安小學的校長。銅像放在碧山村的村口，目的是幫村民找到自我認同感。

總結過去兩年舉辦過的“碧山豐年慶”，歐寧認為鄉建的核心不是文化和藝術，而是經濟和政治。但是文化和藝術是很容易進入的點，因為文化藝術有親和力，再加上自己的工作背景，所以就先開始從文化藝術入手。慢慢地，希望將來能夠通過積累的資源和能力，實現一種以村民為主體的經濟模式，讓他們直接分享，直接成為主體。

如何讓傳統的鄉村自治重新煥發活力，楊云標一直在試驗，且同樣以文化活動為切入口。楊云標采取的路徑，是“以文藝促進參與，以參與促進合作，以合作促進互助，以互助促進發展”。他組織成立了南塘村農民維權協會、老年協會、興農合作社、文藝宣傳隊、三合青年愛鄉聯誼會等，如此設計涵蓋了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目標是每一個方面都要讓農民找到自信、找回尊嚴。

楊云標得到過諸多褒獎，在他看來，2003年度獲得南塘村“新鄉村建設獎”是他的一個標志性轉變：“以前我們主要是在做對抗性的維權，后來更多的是在從事建設性的工作。”在與外界越來越多的聯系中，他受到啟示—我們是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為了抗爭。

吹拉彈唱、劃旱船、打快板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項目重新回到南塘村頭，甚至連農村政策也都編成民謠。“我們用文藝的方式將農民組織起來，讓他們在公共空間里去享受公共生活，從自娛自樂到形成合作文化，建立人與人的溝通交流。”早幾年，南塘村率先引入羅伯特議事規則，希望強調每個人之間的平等溝通，讓村民們學會民主辯論與表決。楊云標說，南塘村的公共生活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2005年，楊云標開始做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項目。這已成為南塘合作社最主要的利潤來源，市盈率達到7%，至今南塘村的貸款沒有出現一筆壞賬。2010年初，合作社開始創辦股份制酒廠，向村里的老人家討教釀酒古法，以自產的高粱釀造純糧食酒，如今已實現盈利。打工的人離開村子，很多土地被閑置，合作社就把地租下來，代為耕種。

南塘村曾嘗試做過有機農業，但并沒有做起來，現在只保留了兩畝的試驗田。在北京通州區西集鎮馬坊村，頂著清華博士后、CSA發起人等“明星光環”的80后女孩石嫣卻將有機農業做得有聲有色。石嫣的導師就是溫鐵軍，她是第一個公費到美國“務農”的中國博士，曾在明尼蘇達州的“地升農場”，專門研究一種新型農場經營模式—“社區支持農業”（CSA）。

CSA模式的要義就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風險共擔。石嫣回國后，恰好導師溫鐵軍發起的公益機構“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在北京西郊鳳凰嶺下有一塊剛承包下來的200畝的土地，就給她辟出20畝。石嫣把那塊地稱為“小毛驢”市民農園，開始在國內踐行CSA模式。人民大學產學研基地的性質，溫鐵軍和石嫣的聲譽都增加了客戶的信任度。“小毛驢”開張時，恰逢國內毒奶粉事件剛剛平息，會員吸納發展得很快，靠種菜創造一百多萬元的年銷售收入。

像耶穌和甘地一樣去愛

日本和美國的有機農業模式與經驗，臺灣社區大學的成熟與完善，都可以作為一種參照，讓鄉建精英們看到自己的內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2010年，楊云標去臺灣一個村子訪問交流，發現當地村民在做一個名為“共同廚房”的活動，就是村里每家人都輪流做東，其他人帶飯菜來做東的人家里一起吃飯。他開始覺得這種做法挺形式主義，有些無聊，但參與了幾次之后，發現一個桌子吃飯才真是拉近感情的最好方法，可以毫無距離地交流溝通，建立信任關系。也因為此，那個村子里的人際關系非常友善。楊云標以自己的家族為例子來介紹，他們弟兄5個在每年母親生日時，都召集所有的兒孫后輩給老人做壽，設計一些抽獎、互動節目、游戲，大家歡聚一堂，久而久之，感情非常深厚，他們也被村里人公認為當地最團結的家族之一。這樣的經驗也被他嘗試著在村中推廣。

為了重建公共生活，合作社組織的常規活動相當豐富，但最讓楊云標頭疼的是參加者都是老人們，缺乏年輕的新鮮血液。村里90%的年輕人都外出務工，如何留住他們，楊云標花了一番心思。利用春節期間，他組織各種活動，除了唱歌、玩游戲、搞抽獎，還有座談會、讀書會等。他希望用感性的方式加強大家的交流，加深對家鄉的認識；希望用實際行動告訴年輕人，除了喝酒打牌，家鄉還可以一起營造共同的精神生活。當然，要留住在外收入不菲的年輕人，更關鍵的是能夠提供有吸引力的就業機會。從這個目的出發，合作社開辦了酒廠、互助社、農資等創收項目。

利用閑暇或出差時間，歐寧到過翟城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走訪邱建生在福建的工作基地，參加溫鐵軍主持的“生態文明與鄉土文化的復興”研討會，去臺灣接觸在那里從事農村運動的知識分子，反復研究各種關于中國農村的論述，觀看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農村紀錄片，閱讀印度作家ArundhatiRoy反對水壩建設和支持農民抗爭的文章，到泰國清邁去觀察過藝術家RirkritTiravanija和KaminLertchaiprasert在農村的“土地計劃”在他的感受中，清邁那些組織鄉村建設實踐的藝術家太自我，每年在種水稻的時候，藝術家們才雇用附近農民來耕種。試驗田基本上與當地鄉村沒有太大關系，離他所理解的鄉村建設有很大差距。

對于“碧山計劃”的具體實踐，歐寧介紹，“黟縣當地的歷史資源太多了，而本地人的處理方式卻非常低端、非常浪費。我們想利用我們的藝術家資源，請設計師來跟農民合作開發新的產品，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設計交給當地人，讓他們自己去籌款成立公司，我們不收任何費用。我們還可以用我們的社會關系，幫他們建立網絡，希望能創造一些工作機會，讓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回去。同時，也希望能促成大城市里的一些知識分子去農村居住，讓農村的生產生活重新活躍起來。”在他的年度日程中，每年大概會有半年的時間在碧山。

在完整的碧山計劃中，未來還包括游學營、碧山書局等項目。“我們做過詩歌課，2011年請詩人來給農村的孩子講詩，在祠堂里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為詩人沒有具體教學經驗，語言沒辦法跟小孩對接，尤其是農村小孩。”

歐寧把自己買下的大院叫做水牛學院。“以后我會跟美國、丹麥、荷蘭的一些大學，在這里辦夏季課程。他們帶外國學生來，在這邊住，然后我們發展本地導師，跟他們一起研究關于這個地方很多的課題，比如健康、環保，農村經濟、社區營造等等，我們一起來合作，包括出書。”

石嫣與歐寧一樣頭腦清醒。雖然“小毛驢”成功了，石嫣卻看到“小毛驢”已經變形，在其模式中，“到農場勞動的農民是雇來的，替人打工，工資不高，談不上受益，也不是CSA的主體。”最終，她決心第二次創業，保證要讓農民受益。石嫣和團隊成員探討，覺得日本的“守護大地協會”值得借鑒，其擁有38年有機農業經營經驗，年營業額達150多億日元(超過10億元人民幣)，致力于推動消費者與生產者建立共同購買系統，增進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實現多方共贏，可持續和發展。2012年8月29日，中國版“守護大地協會”—石嫣的新農業計劃“分享收獲”，開始給會員配送蔬菜。

“無論是從社會價值還是商業模式上，只有農戶真正接受健康生產，消費者愿意‘費力’地相信農戶并與農戶相互提攜，這個事業才真正具有社會和商業價值。”石嫣表示，希望農民通過“分享收獲”得到合理的收入、尊嚴和信任。

憑借在“小毛驢”的經驗積累，石嫣如今對于如何招募會員已經爛熟于心，她已經建設了網站和通過微博等形式進行快速擴張，目前已有四百多戶會員。對于下一步的計劃，石嫣希望能讓更多農戶加入分享收獲，希望能將鄉村建設和社區農業結合得更多。目前，有25個年輕人每天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郊區，他們的夢想是做未來的“新農夫”，在鄉村生活同時又在鄉村獲得一份穩定的生活來源，共同創建一個社區，而連接城鄉的CSA模式，無疑就是他們這個夢想的切入點。

“像盧梭一樣思考，像晏陽初一樣行動，像耶穌和甘地一樣去愛。”這是邱建生的一句座右銘。作家梁鴻在《行動在大地》中描述了邱建生的“近況”—他參與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關閉了、海南鄉建實驗區停滯了；2008年，邱建生在福建的福前、國仁建立了新的鄉建基地，2011年，基地的資金鏈又斷了；他又團結多方努力建立了培田社區大學不管是出書、辦網站、組織沙龍、籌辦研究會還是創辦鄉建學院或者基金會，邱建生一直都在圍繞著晏陽初的教育理念做鄉村建設。在邱建生看來，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教育是鄉建系統中重要的內容，是最重要的社會改良工具之一，做任何長期的事情必然涉及教育。”

對臺灣社區大學的參訪，讓他啟發良多。“我們舉辦的社區大學的運作始終在第一階段，即社區動員的層面上徘徊，沒有能力往上走一個臺階，即課程平臺的建設上來。在臺灣舉辦社大的過程中找到一種參照，就會看到我們的內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

臺灣的廖嘉展、顏新珠夫婦頗讓邱建生感動，他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即夫唱婦隨或婦唱夫隨從臺北回到了家鄉桃米村，從帶領村民去發現“桃米之光”青蛙開始，培養社區的青蛙導游，在培訓中加入人文方面的內容，形成初步的社區凝聚力，使社區逐步在生態環境保育、人文生態的保育等方面達成共識，從而形成社區發展的良性循環，也增加了社區收入。民宿，景點設計，都凝聚了廖嘉展團隊和社區居民的匠心。在桃米的社區營造過程中，還形成了一個村民組成的建筑施工隊，除了桃米村各種景觀工程的設計施工外，外地的也來請他們。桃米村獨特的產業發展起來后，人們在保護環境的同時可以發展家庭生計，甚至外出務工者，也開始回到家鄉。

“建立在保護環境基礎上的生計共同體，自然就可以把此前因為生存競爭關系形成的社區緊張給消解掉，人心變得溫柔起來，社區的冷漠狀態也就融化了。”邱建生回想起在桃米村中漫步的感受，二十年間那里發生的美好故事，簡直是青蛙變王子的一個典型。而這也是他期冀在自己的家鄉可以成真的一個夢想。 

“用石頭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湯”

政府的態度、資金短缺、農村青年的缺位—鄉村建設中的三大隱憂如何解決，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條路能走多遠。

“12年前，我們抗爭維權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只要不搞維權，搞經濟文化建設，就支持我們。后來，我們開始搞經濟、文化建設，他繼續打擊、報復、丑化我們去年，我們和北京工友之家搞‘勞動者之歌’演唱會，他說北京團體敏感，如果我們自己搞就支持我們，然后他就去威脅酒店不能給我們場地用。今年，我們自己搞敬老文化節，他躲在陰暗里，給我們編織魔鬼的帽子。”5月的一天夜里，失眠的楊云標在微博上寫下了自己12年來探索村莊治理的某種境遇。

從之前的維權領袖，到鄉村建設的積極分子，楊云標撫今憶昔，他覺得當年的維權過程不可或缺，彼時環境惡劣，如果不奮起抗爭，生存都成問題。但維權的“后遺癥”，就是他被當地官員習慣地當成“破壞分子”，盡管雖然現在與政府關系已經有所改善。

在舉辦敬老文化節之前，楊云標親自上門去邀請朱鎮長參加，領導當面答應，但最終卻食言了。記者聯系朱鎮長，試著請他評價楊云標在當地的鄉建實踐，其不置可否。

每天清晨，天剛蒙蒙亮，村西頭的田埂上，總會出現楊云標跑步的身影。有時，他會放慢腳步，思索南塘村的未來。周圍的鄉村一片寧靜，他的心頭掠過幾絲迷茫。政府的態度、資金短缺、農村青年的缺位—南塘村建設中的三大隱憂如何解決，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條鄉村建設的路能走多遠。

邱建生也有清晨在村頭跑步或散步的習慣，他對楊云標的心情深有同感。面對曾經的失敗，邱建生淡然微笑。他有一句話時常用來自勉，也是他的目標：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幸福地生活。他堅信，國家的元氣在民間，中國的根深植于中國的鄉村社會。

在歐寧看來，邱建生是為溫鐵軍打前站的，奮戰在鄉村建設第一線。溫鐵軍高屋建瓴，屬于理論框架總指揮。他們跟農民打交道很有經驗，主力是經濟合作，發展合作社，辦社區大學都做得非常好。雖然也做文藝，但那是他們的弱項。“我們在文化藝術方面更強，有很多國際資源。舉辦第一屆碧山豐年慶的時候，我們邀請了大中華地區包括臺灣、香港的藝術家們，第二屆我們邀請的嘉賓涵蓋北美地區、歐洲和亞洲。碧山雖然是一個小鄉村，但是它連接著全世界的智慧力量。”

在歐寧與邱建生的多次交流中，他曾有一個提議，互相交換工作：邱建生到碧山村工作幾個月，歐寧去培田工作幾個月。邱建生欣然應允，但還沒來得及兌現。歐寧邀請石嫣到過碧山，本來想讓她給村民講課的，但后來因故取消了。石嫣也邀請歐寧到“分享收獲”的田間參觀，但由于太忙，歐寧未曾成行。

與同道者們的交流，加上親身參與實踐，歐寧更深體會到鄉村建設的困難。“首先，鄉村建設作為一種民間自發運動，它的空間非常有限，能否獲得合法性和更大的社會空間，取決于它與政治的微妙關系。其次，鄉村建設需要資金支持，投靠資本，或依附政權，都與它的獨立態度相悖，靠動員民智民力，其路漫漫，需要長時間堅持。我們目前的辦法，是靠承接各種大型藝術展覽和活動的策劃工作，把碧山的工作列入它的參展項目，通過這樣分享它的預算，或用自己的工作酬勞投入，或動員朋友捐助，但可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長久的方法。”

對于資金的籌集問題，歐寧最期待的方法是能夠設立一個基金會，從而實現持續供血。“如果每年做大型活動，我總是可以籌到款的。但是，我覺得不能老做大型活動，因為那不是我們的本意。”

歐寧在隱隱擔心的另一種情形是，隨著碧山計劃的影響力日增，碧山村變得和附近的旅游景區一樣人頭攢動車流滾滾，那將是他賣掉房子離開的時候。“這個度很難控制。用力太猛，媒體報道太多，來的人越來越多，結果這個地方就被游客給毀壞了。但是不做，村民覺得你的工作沒什么成效。他們很想讓村子出名，把經濟發展做起來。但我最擔心的是，經濟發展起來的時候，主體不是他們，他們最后被驅趕出去。”

歐寧引用魯迅講過的黑屋子，來比喻鄉村建設中未知或已知的困難。“總得有個人去叫幾下。社會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因為困難而放棄這種小的實踐，那這個社會就是鐵板一塊，永遠都不會有什么變動。所以不要因為個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個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開花結果的，但不知道要多久，我就是這樣一種信念。我知道困難，也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困難；但坐以待斃和知難而退都不是我的性格，我還是要做。”

郭中一原本只計劃投入四千多萬元的小生意，如今已經擴大到了一個多億。對于自己和小團山的未來，郭中一說起一個關于石頭湯的故事：一個士兵戰后身無分文走進一個村莊，說我有一塊石頭，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湯來。喊了很多遍沒有人理他。終于有人說我們試試看吧，于是拿來柴禾、鐵鍋和水。煮了一會兒，士兵嘗了嘗說，味道很不錯，但有點兒油和鹽就會更好。于是有人拿來了油和鹽。士兵又嘗了嘗，說有點青菜就會更好，再有點兒肉的話就好極了村里每個人都做出了一點貢獻，最后就真的煮出了天下最好喝的湯。

最后，郭中一淡淡地說：“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塊石頭，創造一個平臺。”

溫鐵軍 只是一個資源人

那種因地理條件不同而生長的生活智慧，在溫鐵軍看來，是鄉村建設者極為重視與依賴的精神資源。而制式教育，背離鄉土，面向工業化。

“中國的農民不容易，9億中國農民就像是希臘神廟里的柱子，他們托起了大廈。”與吳敬璉的溫情描述相比，溫鐵軍說得更為具體，“農民頭上‘三把刀’，上學、看病和告狀。”溫鐵軍對農民、對鄉村的感情，既與個人基層閱歷相關，也有導師杜潤生的深刻影響。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溫鐵軍就開始在河北定縣創建鄉村建設學院。定縣是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的發愿之地。溫鐵軍不愿做書齋知識分子，他是堅定的實驗主義者，“不做實驗你怎么知道哪個觀點是對的？不做實驗你又怎么知道哪個觀點能夠符合中國國情？”

2003年，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招生簡章中，溫鐵軍說，“有機農業本來就是中國農民的傳統，不必追求高價的現代能源，別種‘衛生地’，少使用農藥化肥。在鄉村建設學院的培訓中心，雞鴨牛羊都養，還要種上蔬菜、果樹，要充分利用沼氣，形成生態循環，真正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樣板。”

這是溫鐵軍至今仍信奉的觀點，他以為，對一個有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來說，城市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加快城市化建設的后果，首先是生態環境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即使實現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屆時中國仍會有7億至8億人生活在農村。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率再高，也不會解決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

以調查研究形成問題意識

記者：曾經的十多年基層工農兵經歷，對于你后來從事鄉村建設有哪些影響？

溫鐵軍：只是一個經驗過程吧，應該說比一般從家門到學校門到機關門的人多一些實在。有十幾年在基層滾一身泥巴對誰都不容易，你滾過來了，就多了一些基層的視角。讓我完全站在其他的利益群體的角度上來看問題，就有相當的身份轉變的難度。那你總得考慮基層的客觀情況。不能說只站在—當然我們現在有些學者認為國家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這個道理我們也認可，但不能完全放棄底層社會的考慮。

記者：你的博士生導師杜潤生先生，對你關于農村調研的原則和方法有過哪些建議？

溫鐵軍：他原來是我們的領導。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一直倡導青年人靠調查研究來形成問題判斷，形成問題意識。他同時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這兩個因素，當然就使得我對他的意見格外重視，我從他那里學到的東西首先是比較有歷史感的。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時，曾經跟當時中央農工部的部長鄧子恢一起對于激進地推行合作社提出過不同意見的，他也因此被批判過。

老一輩學者在1950年代強調的東西，恰恰是今天三農經濟的精髓。梁漱溟不主張用工業化去剝奪農民，鄧子恢和杜潤生對合作化提出希望放緩步伐，某種程度上不也希望工業化—當時是蘇式工業化；讓農民能夠休養生息，這么一種思路、人文關懷和政策視角，至今仍值得政界、學界的人士去考慮的。

有智慧的“在地知識”

記者：為什么你強調平民教育？

溫鐵軍：平民教育，主要解釋的是，社會大眾，因地理、自然各個方面的不同，而和“在地”的知識是緊密結合的。在地知識的概念是，人們因生活在不同的土地上,因應地形氣候的獨特性而發展出來最適合、也最自在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種親密的依存和互動下逐漸累積出來的生活智慧。打個比方，在黃土高原上，那你的在地知識呢，就是如何掏窯洞，什么樣的窯洞打多少米深才能夠恒溫，讓你的蘋果、梨子長期保鮮。那是你的在地知識，這套在地知識拿到南方山區不適用。這些在地知識在“制式教育”面前沒有價值，因為制式教育恰恰是工業社會為了把人從人力資源變成人力資本，也就是說你必須被工業機器生產統一使用，因此制式教育從義務教育開始，全部用統一的教材。

記者：在鄉村，有價值的是“在地知識”？

溫鐵軍：是的。平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地化的教育，親自然、親環境、親文化、親鄉土，這也就是親人類生存的一種教育。但是在現在我們國家這個服務于加快工業化、加快城市化的制式教育中，它完全沒有地位，也不會有一分錢的財政支持它。所以才得有人自覺地去做，只有我們這些認識到社會發展進程中所產生問題的人，才會愿意自覺地去操作這件事情。

誰來支付農民組織化提高的成本？

記者：你和目前活躍的鄉村建設者平時有哪些交流？

溫鐵軍：大部分人要么是我的學生，要么是我們培訓的。當然，他們很困難，主流的知識體系是很排斥的。這些鄉土化的東西，也是很難被認可的。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維持了9年的運轉，我把我所能收到的稿費、課題費、演講費啊，各種各樣的費用拿來資助年輕人上學，這個是我能做的，對他們來說算是一種支持吧。

記者：邱建生一直對你特別感念，你給了他很多支持。

溫鐵軍：不少像邱建生這樣的年輕人，長期的十年如一日地在做這些事，應該是我感念他們的努力。我對年輕人非常認可，這個領域中大量年輕人在做力所能及的奉獻。我只是參與者之一，我只是其中的一個“resourceperson”，直接翻譯就是“資源人”，我提供了我能提供的必要的資源，我只是一個志愿者，事情都是年輕人做的。

記者：前段時間你也參加了福建培田的春耕活動，你怎么看待和評價他們目前的鄉村工作？

溫鐵軍：相當多的海內外各界的知識分子，到了培田，試圖把培田內涵的客家文化傳承下去，推進耕讀傳家，乃至于形成氏族、村社的制約體系。春耕節的意義是什么？是讓當地老百姓把過去他們春耕時的慶典儀式，再表現出來，要讓外來的人，和當地人共同認識到，這個東西不能丟，同時在那里恢復書院，建立社區大學，把原來傳統的鄉土知識、在地化的知識，和農民維持自己本村的村容村貌、維持自己本村歷史傳承的努力，結合起來。

記者：在日本、臺灣，社區營造的概念被媒體和民眾認同的多，你是怎么看待這種社會力量？

溫鐵軍：區別在于它不像鄉村建設一樣有個百年的歷史，它是一個比較新晉被人們歸納出來的概念。但是從內涵上，它和鄉村建設所涵蓋的這么廣泛的領域沒有太大的區別。它只不過是大家需要造點兒詞兒以激勵那些小NGO的。

記者：目前鄉村建設實踐項目，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問題嗎？

溫鐵軍：對我而言，值得思考的就是，誰來支付農民組織化提高的成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任何外部主體，深入鄉土社會都有交易費—很現實的問題。

更有情味地筑夢

如果一個精英在一個地方堅守十年，我相信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他已經用他的行動照亮了一個小地方。

陳統奎上海財大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臺灣桃米村生態村莊之行，給予他最大的感受是，農村的面貌是可以依靠村民自己的能力去改變，實現由下至上、由內至外的變革。工作之余，他在海南?？谛阌^永興鎮率鄉鄰開展故鄉的生態重生之路。

與現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應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社會，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臺灣社會，都出現過精英返鄉熱潮，他們開創了“社區營造”這股時代潮流，發愿“改變世界從社區出發”，在鄉村社區成立“歷史景觀保存協會”、“街屋委員會”、“故鄉會”、“社區營造協會等各種名目的執行機構，發動社區，發動民眾，再造新鄉土。

當下中國，愈來愈多人返鄉筑夢。大多數從有機農業或自然農法農業起步。這是一股隱微而堅定的返鄉潮，越來越多人放棄都會生活，返鄉去做更有生命力的筑夢工程。

返鄉不是拋棄城市

何謂返鄉，我的認識是要返回鄉土中國，前進到鄉村社會，一種是返回自己的故鄉；一種是返回到其他鄉村，日久他鄉是故鄉，從日本和臺灣的成功案例來看，這一種很多是返回外家鄉下，即回到老婆出生的鄉村創業。鄉土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舊有的人脈網絡對返鄉者而言是一筆難能可貴的社會資本。

不過，對于返鄉，我還有另外一層理解，即我認為可以分為物理返鄉（身返）和非物理返鄉（知識、智慧、資源等返鄉）兩種。我尤其強調，需要有一批非物理返鄉的人在城市搭平臺，開展類似社群支持農業、消費者共同購買運動、農夫市集、終端門店等工作，為物理返鄉創業的人連接城鄉，通過城鄉互動互助，讓物理返鄉創業的人有市場的保證。

返鄉絕不能僅僅是一種理想主義，我們需要的是“解決現實問題，在發展自己的同時惠及社會”這樣的返鄉行動。返鄉不是拋棄城市，恰恰是去做一件連結城鄉的工作。一方面，精英返鄉造福鄉里，另一方面成功的返鄉代表成為榜樣，激勵更多年輕一代返鄉。城鄉差距這個全球性難題，其解決方案不是靠高談闊論整出來的，是靠一個個返鄉人用艱辛行腳一點一滴彌合的?？梢钥隙ǖ卣f，沒有精英返鄉，鄉土中國就會繼續沉淪下去，繼續凋敝下去，那么誰都阻擋不住每年成千上萬的古村落的消失！

非官方意志

對比兩岸中國，我發現一個奇特的反差。

臺灣在鼓勵“還鄉幸福”，政府通過貼息貸款、多元就業補助等政策，鼓勵年輕人還鄉創業。反觀大陸，現在的官方意志是鼓勵“城鎮化”。這就注定，政府掌握的資源大多數要分給城鎮，政府制定的政策也是傾向城鎮。換言之，作為逆流而上的返鄉潮，他們面臨的現實環境非常困難，回到鄉村，他們面臨資金、土地、稅收等各種政策性門檻，各種不確定性困擾著無數返鄉精英。

返鄉精英能耐再大，碰到這些問題他們一點能耐也沒有。因為政策制定權在政府手里，不在個體手里，不管你多么優秀。眼下返鄉的人，要創出一番成功事業來，是很難很難的。正因為如此，對于那些返鄉的人，我們肅然起敬，不管他所做的事業是否成功。我甚至鼓勵大家，不要急于評判他們成功與否，尤其不能單純用經濟成效來評判。

我相信，有一天，大陸中央政府也會鼓勵“還鄉幸福”的。而這一天，我們不能等來，要爭取來。我們需要成千上萬個精英返鄉，改變一個個小地方，讓政府看見精英的力量，看見自下而上再造鄉土的力量。我們不需要政府頒發命令，再來一場自上而下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政策鼓勵個體返鄉，并為返鄉精英采取提供金融扶持等策略，讓真正有志于改變中國鄉村落后面貌的人回到鄉村，再造鄉村，這也是一個大大的中國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是當下返鄉精英的精神。但我們不是武松，上山打虎，那就呼朋喚友吧，千萬不要一個人孤獨前行。只有社群的力量才能改變鄉土中國，絕對不是靠個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