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梅建平 不冒險才是最大風險
作為高考恢復后最早一撥大學生,梅建平本可以順理成章地穩做體制內中堅分子。但對于這個在“文革”期間,一邊當著紅小兵團長,一邊讀完上海圖書館館藏的上海人,他說,不冒險才是人生最大的風險。
作為高考恢復后最早一撥大學生,梅建平本可以順理成章地穩做體制內中堅分子。但對于這個在“文革”期間,一邊當著紅小兵團長,一邊讀完上海圖書館館藏的上海人,他說,不冒險才是人生最大的風險。
梅建平剛上完課。在紐約大學任教17年,從沒有過在長江商學院這7年的上課強度。穿梭飛行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個城市上課,課余國內國外做科研。梅建平的點子特別多,對他來說,一旦有新的想法,進行研究驗證,是人生一件最有趣味的事情。
排隊找梅建平的人也絡繹不絕,前腳剛在深圳的課堂上講完投資實戰,后腳便連著幾個向他請教市場和投資觀點的預約。梅建平不是個“溫和”的學者,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接受完正統商學院教育又留美任教17年,讓梅建平有一股美國商學院教授傳統的尖銳和犀利。
梅建平在長江商學院百分之十的學生是中國頂級的房地產商人,但他并不看好中國持續多年來最熱火朝天的這塊經濟領域。梅建平認同任志強這樣的中國商人,不見得“任大炮”的觀點正確,而是那些備受關注的言論和態度背后有某種程度的數據支撐。梅建平的最新觀點是,“可否對年輕人買的第一套房出這樣的政策:政府退稅費和土地出讓金? 這樣房價馬上降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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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江商學院,學生相當于是我們的客戶。教授要過兩個關,一是學生關,上EMBA的課,要沒有實用價值就會被轟下臺。二是學術關,學術研究要有足夠多的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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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前,梅建平是美國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再往前,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念完了金融學博士。讀普林斯頓是1986年的事。1985年,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對華經濟教育與研究委員會主席的鄒志莊回國做了一場留學考試,在全國慕名參加的考生中,正在上海財經大學讀研究生的梅建平考取第一。當時念經濟學在國內是冷門,而去到美國,梅建平更是覺得“跟國內的經濟學教育簡直沒得比”。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當時是美國最強的經濟系之一。梅建平的宏觀經濟學老師是現任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本·伯南克,財政學老師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金融學老師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經濟學系主任吉恩·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教授,計量學老師是引他入門的鄒志莊一畢業,梅建平則直接成為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助理教授。
梅建平現在的專業工作分為兩部分,上課,研究。2005年,他用一年的學術休假在長江商學院做訪問學者,教一門叫投資學的課。在紐約大學任教17年的梅建平發現,長江商學院在中國有足夠特殊之處。“李嘉誠先生創辦的這所學校采取教授治校方法,學校主要決策由教授委員會決定,且享有比較高的學術自由。”在中國,教學水平和辦學角度難得的是不從行政角度出發,這吸引了身處美國教育環境的梅建平。
另一方面,梅建平愿意嘗試的地方還在于,長江商學院的學生都是在中國非常成功的民營或國有企業家,還包括一些官員。這種教學相長正為梅建平所看重。“在全球任何成功的商學院,投資學不光是一門專業理論課,更在于幫助學生真正做投資實戰。教授一方面進行教學,一方面跟學生學習,補充知識后再進行反饋。”
于是,2006年,梅建平便辭去紐約大學教授職位,成為長江商學院常駐教授。之后,梅建平每年十個月在國內,兩個月在國外。在國內,他花費在紐約大學上課兩倍的時間飛奔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給那些“成功”的學生們講投資、市場和經濟觀點,以及做研究。在國外,他和另一位美國經濟學教授摩西聯合創辦的“梅摩指數”已經改變了一個固有經濟觀念,即藝術品市場和股票市場一樣,不僅是一門可回報的投資類別,且有著相近的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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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歡做學者。我對錢不是特別在乎。多賺一百萬美金和發現一件有趣的東西,對我來說,愉快來自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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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粗略估計,中國包括機構投資的財富在內,民間財富達五十萬億以上,如果拿出百分之十就是五萬億,百分之五就是兩點五萬億。2011年全年,即使把交易水分加進去,拍賣量差不多僅一千多億。這中間的空間到底有多大?”梅建平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梅摩指數”則吸引長江商學院學生“超級”關注起了這位海歸教授。
2000年,梅建平在午餐時偶遇了他在紐約大學的同事摩西教授。梅建平教金融,摩西教運籌管理。摩西一句“我喜歡玩收藏”的閑話引起了梅建平的注意。摩西是猶太人,玩了十幾年收藏,也把佳士得和蘇富比這世界上兩大拍賣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有的拍賣記錄聘用百余個本科生花十年時間做了錄入。
這么大量的工作已經做了,梅建平的想法是,如果把收藏作為投資呢?會不會比上市的美國藍籌股更好呢?這些問題摩西同樣已經請金融系教授幫他做過藝術品投資的收益計算,但懸而未果,因為藝術品的交易不是每天都在進行,藝術品被收藏起來五年、二十年、一百年不等,投資者的收益回報沒法計算。梅建平的出發點在于此前做過五六年的房地產投資市場研究,將房地產投資模型調整到藝術品上面,用兩周時間,梅建平回答了摩西的問題。
借助于蘇富比、佳士得完備的拍賣數據庫整理,梅建平不僅將藝術品列為此前一直認為“不可能”的資產類別,更進一步計算出,它的投資收益與股票旗鼓相當,幾乎沒有差別。這個“有趣的結果”被投到美國經濟學界最頂級的學術雜志《美國經濟評論》,經過評審,2003年12月刊出。
對梅建平來說,這件純屬好玩的事情沒什么特別意義,就此完成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包括摩根士丹利、安聯保險、美林在內華爾街投行們卻接踵而至,西方多個大型藝術基金會也開始以此為投資依據,甚至連英國以保守著稱的巴克利銀行在當年的投資報告中也采用了“梅摩指數”,鄭重建議全球機構投資者,在做投資組合時考慮將百分之五的資金放于藝術品投資。
市場的認可讓一次純粹的學術研究演變成了一門生意。在被著名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定為世界十大資產指數之一后,梅建平和他的搭檔開始將這一研究結果定期更新,從最初的一年兩次到現在的每月一次,再到將研究范圍延伸到中國拍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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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做股票研究,后來又做房地產研究、國際金融市場、新興市場和藝術品投資研究。我喜歡跨界,一直在嘗試。這讓我充滿樂趣。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當代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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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平從小就喜歡看書,“文革”時根本沒書看。但好在他身在上海,一邊當著紅小兵團團長,一邊輕輕松松,在高二那年四人幫被粉碎時,把整個上海青少年圖書館的書都看完了。那時候看書的人少,仔細一找卻全是好書。中國四大名著被批得一無是處,梅建平卻三遍五遍地看,所受啟發最大。
對于自己現在所面對的研究領域,梅建平說:“用一個字概括,雜。”但問題永遠都是解決不完的。“我有一個缺點是見異思遷。有些問題我嘗了一下就止了,沒有深入研究。我正在淘金,可能淘出了百分之五或十,如果再多一點時間,金的價值就出來了,我卻又轉到了銀。從學者研究的角度看,我是大膽有余,恒心不足。比較怕吃苦,有點小聰明。”但從人生角度,梅建平對這種人生的體會是有趣極了,“和經濟調控一樣,有時候不冒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對話梅建平]
永遠都會有金融危機
記者:你的中醫的學習經驗對后來經濟學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
梅建平:當時剛畢業,我原來想考上海交大管理學的研究生。沒考上,被上海高教局分到上海中醫學院。當時我并不喜歡中醫,沒有好好學。后來才意識到中醫和經濟學是有內在相通的。中醫里面講陰陽平衡,尊重宇宙的基本規律,特別是要認識到人體的自愈能力。對一個經濟體來說,也是同樣的。經濟體本身也有非常強的自愈能力,所謂看不見的手,和身體的自愈能力一樣。經濟上,短期的供不應求,價格上漲,通脹上升,實質上不需要政府干涉。房價和豬肉的價格,政府是不是一定要進行宏觀調控,這就是我一直在問的問題。中醫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不要硬性地根據主觀的愿望認為任何事都能改變。人不一定能勝天,有時候必須屈服和尊重自然規律。越要強硬改變,越是會將長期往后的排毒能力降低。在經濟上,就是破壞了市場機能。
記者:你認為中國經濟現在屬于調控過度嗎?
梅建平:中國經濟最近的教訓是,宏觀調控過多。宏觀多了,微觀也要調。所以現在政府身上伸出了許多看不見的手,有那么多手,根本閑不下來。從最近一次美國的次貸危機,包括現在中國的股市,都會有這樣一個認識,不管在中國還是美國相對成就的資本市場,不同經濟體的發展都不完善。中國的問題則更多。市場的參與者是人,人有很多弱點,有時候過度貪婪或恐懼,所以無論政府監管有多嚴格,都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較量。所以,永遠都會有金融危機。政府能夠做的,就是盡量對已知和大規模的危機做一些規避。此外,風險規避多了也就規避了機會,反而不利,有時候不冒風險實質上是最大的風險,因為你錯過了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記者:“梅摩指數”現在正在納入中國藝術品拍賣指數,與國內相比,有什么不同?
梅建平:中國藝術品市場比較系統的拍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才開始有。由于拍賣記錄少,所以目前“梅摩指數”只有中國藝術品海外交易記錄。關于中國本土市場,現在正在和政府部門進行一些協商,因為市場本身的發展問題,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工程。國內的畫品交易都有比較系統的交易跟蹤,比如中國的書畫2012年一年有29萬條數據,哪些是真品,哪些是成交的,哪些是成交又沒有付錢的,全都有不明確性。中國一個是假拍,一個是拍假,再一個是拍后賣家沒付錢的假成交。如果這三條沒有得到解決,研究就沒有意義。
記者:眼下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呢?
梅建平:對中國房地產的未來我比較悲觀。悲觀不是無本之木,它的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到了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按現在的發展狀況,7%以上的增長很難持續。風險正在快速積累,且并不排除經濟和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
記者:長江商學院前段時間再次因為花邊新聞成為開涮對象,對此你怎么看?
梅建平:非議并不重要。企業家和美女在哪里都能成為受關注的新聞。長江商學院只有十年,我剛回來時,只有十位左右常駐教授,現在已經發展到差不多三十多個。學生的增長數更快,我現在的工作量是在紐約的兩到三倍。奇怪的是,由于花邊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教學和思考商業院有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