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未定稿】雪夜孤燈讀奇書

勞改局按男女犯人的比例向勞改勞教農場分配藥品，西湖農場男犯多女犯少，婦女藥品就有剩余。張醫生每兩天偷偷給我一盒烏雞白鳳丸，我每天把5個“大蜜丸”捏成饅頭大，吃下肚，且不說滋補作用，起碼有久違了的飽的感覺。

我準備“重新做人”

一個作家已沒有什么東西可寫，或有許多東西不可寫的時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寫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對被驚天海嘯沖擊過的海灘城鎮，滿目瘡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離破碎，沒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沒有一件東西是它原來的模樣。但是，每一塊碎片都敘說著一個故事，破玻璃仍閃閃發光，它曾把空間隔離出室內室外兩個世界，多少童稚的眼睛曾透過它遙望藍天碧水，展開幼年漫無邊際的幻想；倒塌了的樓臺歌榭，如今廊柱橫梁雖冰涼如鐵，也可向你回憶它包容過的溫馨與熱烈，喜劇和悲劇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0歲開始寫自傳體小說時，寫了一首七絕，名曰《夜雨》：“夜雨孤燈對晚風，江湖一飲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問茶盅或酒盅。”

是的，“平生故事堪沉醉”！

今天能證明我回憶的確切性，而不會讓我“恍如隔世”的，因為有幾本書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一、二、三卷和列寧的《哲學筆記》。特別是《資本論》第一卷和列寧的《哲學筆記》上，密密麻麻地有我當年的眉批和上萬字的讀書心得。

我怎么會認真深入地閱讀《資本論》呢？

我因發表長詩《大風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被押送去勞教農場——甘肅省賀蘭縣西湖農場。對我的處理是對“右派分子”的頂級處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21歲的我，是被《人民日報》批判過的，在那時還是小城市的銀川，出了我這么一個被“中央”點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來。對我的批斗鋪天蓋地，但押送我時卻十分草率，僅派了一個管伙食的干部領我一起跟著小毛驢車踽踽而行。這種毫無儀式感的押送我啟程去“教養”，讓我頗為失落。毛驢車拉著我的行李，行李是母親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幾件，書本卻很多，為了“徹底和資產階級思想決裂”，我特地帶上了從來沒有讀過的《資本論》。這本《資本論》是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實是從我工作的單位——甘肅省委干部文化學校圖書館借來而未還的書，內外嶄新，還沒人借閱過。

老母牽著幼小的妹妹倚著土坯房的黃土墻目送我遠去，雖依依不舍，但以為我好像還有遠大前程，因為在她有教養的頭腦里，“教養”一詞總是與“紳士”連在一起的，絕對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覺得經過一番“教養”會“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傷。書全部裝在一個黃色的藤條箱里，可是到了勞教農場，管教干部卻把文藝書籍都沒收了，只允許帶《資本論》進“號子”。

經過“大躍進”沒日沒夜的繁重勞動，加上抽干骨髓的饑餓，我把能換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勞教分子自發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場”上換了吃食，連枕頭都換了（枕頭是繡花的，還有人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厚達1026頁、布面精裝的《資本論》便被我包了塊破布當枕頭，可說是夜夜和馬克思“零距離接觸”。這本書使我的一生保持了連貫性，前后兩段人生也獲得了完整性。

我的逃亡之旅

1960年，勞教農場開始陸續死人了，每天都會從“號子”抬出幾具尸體，有的在出工的路上干脆倒下，一臥不起。說“餓死”太敏感，說“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總之是因長期吃不飽而死。勞教農場就把數千名勞教分子按身體情況分為每日勞動二小時、四小時、六小時、八小時的四個隊，我被分在二小時隊，可見我已經非常虛弱了。然而，恰恰這個隊是死亡的重災區，在我身邊前后死了四個人，左邊兩個，右邊兩個。有一個據說還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對改良馬鈴薯品種做出過貢獻，他幫助歐洲人解決了糧食問題，回國后卻因“長期吃不飽而死”。這種命運的諷刺使我躁動不安，雖然身邊有馬克思相伴，還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來。

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饑餓和物資嚴重匱乏是普遍性的。在甘肅寧夏交界的一個偏僻山村，我親眼看到一對躺在炕上的老人腳下的鐵鍋里，煮著一個剛出生的死嬰，令我當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