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結束的細菌戰】再戰：修補歷史黑洞
清算日本的過去，任務艱巨 “只靠民間力量調查復原歷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還沒有專項的資金投入到戰爭受害者調查中來?！?/STRONG> “直到目前為止，在中國，精英一講中日歷史問題就是國家關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義，幾乎不提受害者。連‘憤青’都把受害者扔在腦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號。有一次，給大學生演講后，居然還有學生憤憤不平地問我，你說不是為了仇恨日本人，那為什么要搞歷史調查呢？”（王選） 為什么要搞歷史調查？為了搞清歷史真相，為了修補歷史黑洞；搞清歷史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和日本清算過去，日本的歷史罪過得不到清算，亞洲不可能成為一體。清算是為了恨嗎？不，清算不是為了恨，清算是為了寬恕。 但是，中國的歷史調查有巨大的困難，一個是中國受害面積太大，受害人數大多，僅細菌戰調查，幾個國家，幾千人，數十年的努力，也僅僅搞清了浙江省、湖南省的部分地區。 細菌戰是一種怎樣的犯罪？只有搞清了歷史，才可以為細菌戰定罪。
殺人工廠的殘跡 東京女子大學文化人類學者聶莉莉教授多次赴湖南常德進行田野調查，她從采集的受害當地的民謠里，解讀出了細菌戰留在老百姓記憶里的傷痕。不少常德的原告在他們的陳述書里記述了這些民謠。其中的一例，是一名原告因年幼喪母，悲不能已，為遣哀思自吟的長歌：“哭一聲我媽死的最苦，死了三天無人問，親戚路過不敢進門。門口人稀無人走?！?/P> 日本立教大學歷史社會學者上田信教授主要進行了崇山村的鼠疫受害調查，他通過細菌戰對一個典型中國農村社會脈絡和傳統習俗的破壞，指出細菌武器不同于常規武器之處是會把社會生活空間、社會關系、自然環境變為殺人兇器。細菌武器并不單純大量殺傷生靈，還破壞了人們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生存社會基礎。而且這種破壞是長期持續的，不可能因為戰爭結束立即得到修復。 但是，對于這段歷史，人們還沒有搞清楚。目前所說的20多個省市100萬死難者的數字，只是一個概數。王選知道，這樣的數字拿到日本，會遭到右翼的攻擊。 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俄羅斯公布了他們最終統計出來的戰爭死亡人數。對于在戰爭結束后60年才統計出受難者數字的做法，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頗為感慨。他說，歷史復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戰士的死亡情況還好統計一些，最主要的是民眾的傷亡。俄羅斯完成這一工作用了60年的時間，中國當時正處于戰時，戶籍散亂，難度要大得多。但再難也必須做，“這是一個民族應該做的工作”。 日軍的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空前的災難，它最為嚴重的后果是打斷了中國向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步伐。徐勇說，1928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增長率是8％－9％，臺灣的學者統計是11.2％，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好的階段，被學者們稱為“黃金時代”。中國現在的狀況，是和戰爭有直接關系的。對于這種狀況，中國以前沒有充足的認識。 對于細菌戰的研究，中國遠遠落后于日本?？梢哉f細菌戰的許多重大問題還沒有搞清楚，比如日軍活動的組織、各部隊的設置、具體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數、受害者的現狀及細菌戰產生的深遠長久影響等等問題都沒有搞清楚?，F在重大的檔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從日本先揭露出來的。 徐勇說，這是一件萬分緊急的事，中日雙方的親歷者都在死去，也許，整理這段歷史只留下了5年、10年時間。 徐勇認為，只靠民間力量調查復原歷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國家要用行政力量來推動，可以利用學界的力量做，但必須有資金的投入。徐勇說，目前還沒有專項的資金投入到戰爭受害者調查中來。 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 “中國的學者為什么不來？這些檔案是向全世界公開的呀！” 2003年，王選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搜集細菌戰資料?？肆诸D在2000年卸職美國總統前簽署了“日本帝國情報公開法案”，美國將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戰期間的600萬份文件與情報資料解密公開，其中大部分是關于日本戰爭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國的戰爭掠奪、“三光”政策、毒氣戰、奴役勞工、南京大屠殺、細菌戰等等內容。 王選是第一個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查看這批資料的中國人。她在600萬份資料中查找了一個多月。為了省錢，王選托當地華僑找了一所敬老院，以最便宜的價格入住。這里沒有電話、沒有電視不說，有一段時間，王選只得與同在美國搜集資料的日本記者近藤昭二共住一個套間，近藤昭二睡床上，王選躺在地上。從旅館到檔案館走路需要25分鐘，沒有車，只能每天走著來去。每天從檔案館出來，天都是黑的了，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車刷刷地從身邊過，自己一個人背著裝有復印好的檔案資料的大包走在黑暗里。
原731部隊鳥瞰圖 “在檔案館里，查看這段歷史的中國人就只有我一個，而日本的學者每天都有十幾個，雙休日時占到查檔人數的一半。他們對歷史的負責和關心，常讓作為中國人的我，為身邊沒有一個中國學者而傷心。中國的學者為什么不來？這些檔案是向全世界公開的呀，每年有那么多的留學生，有那么多到美國訪問的學者，為什么沒有人來關心這個！我努力每天多看點、多寫點、多復印點，可我一個人所能做的實在有限?！?/P> “為什么美國能把這段歷史整理得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學者，他們對細菌戰的歷史調查工作都比我們做得多？而我們很多國人對這段歷史的了解是斷裂的，這很不應該?！蓖踹x說，“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學者去調查‘死亡工廠’，去證明那些受害者曾經在地球上生存過，進而去關注、保護和紀念受害者?！?/P> 王選將搜集到的有關日軍二戰暴行的1500頁的資料目錄，復印了三套，回國后分別送給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的歷史系。她希望這些史料對中國學者研究提供一個線索。整整4000多頁的資料都是王選自己掏錢，自己花時間去復印的。 “我站在戰爭與和平的兩極”。這是王選看待戰爭的角度。 只有看到了這兩極，才能知道戰爭有多么地殘酷，戰爭對世界對人性的破壞有多么的大，才能看到戰爭的非理性非人性。 “我每天的狀態是在戰爭與和平的兩極來回穿梭，兩種狀態在內心交織碰撞，每天讓人又痛苦又清醒?！?/P> 大學生的調查 “中國人習慣于大而化之，喜歡推算，但歷史事實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來的?！?/STRONG> 從2001年至2002年，南京師范大學大屠殺研究中心歷史專業研究生和其他院校的師生先后赴浙江、湖南、山東、河北參加了七次細菌戰調查和訴訟活動。 參加調查的有張啟祥、許書宏（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丁曉強（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沈曉青、潘同（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李涵（哈爾濱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員） 大學生的費用是王選個人資助的，王選帶著并教他們調查。張啟祥、許書宏是南師大的研究生，他們第一次到鄉間，第一次知道有細菌戰受害者。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調查還停留在是否屬于侵華日軍細菌戰的受害者這一事實，并沒有從人性的角度去關注受害者本人的生理和心理狀況。 “戰爭對受害者來說，意味著什么？肉體的消亡？財產的損失？不是，而是巨大的心理創傷，這種巨大的創傷對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沖擊延續到1945年以后，甚至是現在。 “因此，我們從人性、人道、文明等角度來重視他們、關心他們、研究他們，讓受害者感覺人世的溫暖。這在目前顯得特別迫切。 “總部設在以色列、旨在要求德國政府賠償損失的‘猶太人索賠基金組織’在2002年8月26日稱，近5億美元基金將發到猶太人大屠殺10萬多名幸存者或其繼承人手中。但是在這方面我們做的卻不夠。 “隨著調查的深入，我們越發感到時間的緊迫。原告團的180名成員和見證人，全都是白發蒼蒼的老人，而且他們之中已經有26位在曠日持久的訴訟過程中去世，我們如果不在近幾年內作好細菌戰的調查工作，那么這段無比沉痛的歷史將會在我們這代人手上徹底湮滅?！保◤垎⑾椋?/P> 和王選一起調查調日軍南京1644細菌部隊的張連紅說，調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學術界一向被輕視。學界重研究輕調查的傾向，這既有學術體制的原因，也有學風的問題。目前考察學者的體系是：在什么刊物上發表多少論文，而做調查是最不容易出成果的。張連紅說，王選做的調查，成為學者研究細菌戰的文本。這一點王選可能受了日本人的影響。日本人做事很細，重考證；中國人習慣于大而化之，喜歡推算，但歷史事實不是可以按比例推算出來的，因此，在許多歷史問題上日本人質疑中國的說法，比如南京大屠殺的中方所說的死亡人數。 但細節決定成敗。一個細節搞壞了會影響全局。 “當你接觸更多的受害者時，你對中日關系問題的看法就會大不相同。這時候你不是想著復仇，你的復仇情緒反而會淡下來，而是更多去考慮：怎樣彌合創傷？道歉和賠償真的能解決問題嗎？怎樣才能不再讓這悲慘的一幕重演？當前最重要的應該做些什么，怎樣才能撫慰受害者的身體和精神的創傷？” 張連紅認為，只有在認清歷史真相的思考之下，才會有中日問題的共同話語。 王選說，她想把細菌戰的口述歷史全部搞出來?！耙惠呑泳妥鲞@一件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