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沈從文:政治灰霾中的文化情懷

沈從文家書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關于“文革”中的政治、文化與知識人心態的史料,他在動蕩年代寫給妻兒等人的書信,呈現出晚年沈從文在面對政治摧折人情、真理毀滅常識的時代灰霾時,如何切實地守護讓生命的延續不僅僅是茍活的三重世界。

《沈從文家書(1966—1976)》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關于“文革”中的政治、文化與知識人心態的史料,他在動蕩年代寫給妻子張兆和、兒子沈虎雛、兒媳張之佩等人的書信,呈現出晚年沈從文在面對政治摧折人情、真理毀滅常識的時代灰霾時,如何切實地守護讓生命的延續不僅僅是茍活的三重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親情的世界,通讀這部“文革”時期的書信集,字里行間著墨最多的是對于日常生活的記錄,以及對親屬的衣食住行的細致入微的關照。沈從文是如此興致勃勃地向著遠方的讀信人,巨細靡遺地記錄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孩子的成長、生活用品的價格變化、鄰里的變遷等,當然在這些書信中最多的是對于其時“文革”政治的細微觀察。這些觀察又穿插著他的理解與評論,自然,沈從文對政治的態度一直是胡適所謂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是一種疏離的洞察。作為一個信任文學作品的力量的作家,他對政治有著一種本能的距離感。他也在寫給兒子的書信中,委婉地勸說后者走“專業主義”的路線,不要過多地介入政治。盡管我們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評沈從文在向其子女傳授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可是對于一個政治陰霾籠罩一切的時代,引導親人對政治保持距離感,也就是在舉世若狂的政治風云中保持一種“有所不為”的立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抵抗”吧。正如阿倫特在反思獨裁政治下的個人責任時很有洞見地提出的那樣,在面對極權政治時,看似消極的服從其實就意味著積極的支持,那么公民不服從,也就是一種有效地與體制性的惡之形成機制實現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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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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