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不是為了恨

12月22日，王選來到河北邯鄲館陶縣南館陶鎮社里堡村，細菌戰的受害者70歲的井富貴講述當時親人染上霍亂時抽搐時的慘狀，一家八口，半月內剩下三人。

　　本案細菌戰確實造成了悲慘的結果及特大的損害，不得不說舊日本軍實施的該戰爭行為是不人道的。但是，如果僅僅在法律的框架內對本案進行探討的話，說被告的國會違反了國家賠償法l條1項，有該條規定的立法不作為行為是不正確的。
　　那么，針對本案細菌戰的被害者，就我國的補償措施進行探討的話，根據我國的國內法乃至在國內能采取的措施，是否應進行處理，如果進行處理的話，又應怎樣進行處理。這些問題，在國會，在以前述的種種情況為前提的情況下，應由更高的層次進行裁量。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細菌戰訴訟判決書。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宣判：王選和她帶領的180名日軍細菌戰受害者中國原告敗訴，駁回道歉和賠償的請求。

　　“我們贏了，我們揭開了一個掩蓋了60年的黑幕，世界因為這場訴訟知道了細菌戰，我們的目的達到了?！薄踹x
　　王選是一名真正的愛國的中國人，她將她自己的全部生命為日本占領中國期間的暴行受害者的正義事業而戰斗。她是嘹亮的號角。她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人，我的妻子和我對她的才智，她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她為全體中國人民作出的獻身，表示極大的贊賞和尊敬。
　　———美國已故歷史學家、細菌戰研究者謝爾頓.H.哈里斯

　　
生來的義務
　　1995年，黑龍江召開首屆細菌戰研討會，有三個浙江義烏受害人代表全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而背后是日本市民團體（日本民間和平組織）“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出資援助在中國進行調查。
　　是義烏！是自己的家鄉！細菌戰、鼠疫、父親、叔叔，“歷史一下子回到了我眼前，有時候歷史真的伸手就可以摸到的?！蓖踹x看到了這條消息，童年的記憶一下子激活了。
　　“我知道叔叔死于日本人在義烏放的鼠疫。
　　“日本人放了鼠疫，燒了大半個村子。人還沒死就把他們的肢體內臟掏了去，從腫大的淋巴里獲得更強大的鼠疫細菌。
　　“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鄰近村子的親戚家里，一個中年婦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13歲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
　　“有一天叔叔號啕大哭著跑了回來，樣子像是受到了極大的驚嚇，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不停地哭號。
　　“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慘的一幕，據后來村里的人說，那個女人的胳膊已經不知去向，她被日本人肢解了。
　　“夜里叔叔就發了高燒。村里人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就趕叔叔姑姑走。親戚找了一塊門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著雪，叔叔身上燙得不敢摸，兩個十多歲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餓，沒有一個人去接近他們。
　　“姑姑說，叔叔死的時候凄厲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個人都蜷縮成了一團，變成了黑的?！?BR>　　王選家族里有8口人罹難，義烏崇山村有396個村民死于鼠疫，中國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區外都受過日本細菌戰的多次掃蕩和攻擊。
　　王選設法聯系到了報紙上提到的市民團體成員松井英介和森正孝，打電話說：“我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是義烏人，我有義務?！?BR>　　在這一剎那，王選覺得歷史的大規律輪回到了她身上。叔叔的死、父親的悲傷、自己到日本留學，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義?！白詈唵蔚囊稽c，只有我能夠把難懂的義烏方言翻譯成日語”。王選在日本讀書、工作的平靜日子就這樣結束了。

我要“抓權”
　　1996年調查仍在繼續，訴訟就要開始。但一開記者招待會，發言的全是日本律師?！斑@是中國人的訴訟，應該有中國人自己的聲音和地位”。
　　“給我一個位置?！蓖踹x提出了她的要求。
　　“我是一根紅線，只有我能把這些老頭老太太串起來，也只有我才能把他們擰成一股繩，只有我能代表他們，我懂得日本語言、法律，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國、日本、美國之間，我經濟獨立，自己的一切往來費用全部自己承擔，又不取一分的報酬?！?BR>　　王選以當仁不讓的姿態促使原告團產生，并“抓權”當了團長。王選以個人魅力號召起了180名原告。
　　1998年日本地方法庭第一次開庭，王選以原告總代表的身份要在法庭上作陳述。
　　我們為什么要告？我們為什么要賠償？我們為什么要日本人謝罪？
　　王選思索萬千。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參戰國中惟一使用生化、細菌武器的國家，而這一事實竟被整整掩蓋了60年。日本從來沒有公開承認過在中國實施過細菌戰計劃。
　　細菌戰、活體試驗是曾經發生的罪惡，而迄今為止的隱瞞、不認賬是一樁正在發生的罪惡。
　　如果這么大的罪惡都可以一筆輕輕抹掉，這么大的罪惡竟不為世人所知，施惡者得不到懲罰，那要公理良知法律做什么？要人類的文明做什么？
　　王選想到了那些至今還爛著腳的窮苦的中國農民（炭疽病菌受害者）；想起了那些苦度殘疾晚年的幸存者，他們的生命里更多的不是恨而是寬恕。
　　王選想起了那個看管6個“試驗材料”的細菌部隊士兵松本博，在挺身為中國原告團作證時，老人也亮出了內心柔軟的部分———善良。
　　他一回到家就告訴了母親他在中國做了什么，他的母親說，你是個罪犯。他在結婚之前，告訴他的未婚妻自己是一個罪犯，讓她做出選擇。
　　極大的惡與至純的善，像冰與火一樣淬激著王選，使她面對過多的惡而不至于陷于泥淖?！霸谶@么強大的惡面前，善也悄悄潛伏著，再暴虐的惡也無法把它泯滅。而消解惡的途徑不是回避，而是善?！?BR>　　“我明白了我們揭露是為了記憶，而記憶并不是了為了恨。我知道當我站在法庭上發言時，王選這個名字已經沒有意義，我也不僅僅是一個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靈魂?！?BR>
和平基金
　　12月14日我在北京機場再次見到王選時，王選又在細菌戰調查的奔波中。
　　“我們已經向日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訴，第二階段的訴訟馬上就要開始?！?BR>　　“結局怎樣很難說，贏的可能性極小?！?BR>　　困難是顯而易見的。29名原告團成員已經撒手人寰，還有一批70多歲的人會在近年相繼死去，有的人不想再告了，因為賠償遙遙無期，連日本人的“謝罪”似乎也等不到。原告們為此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王選也為此付出了100萬元之巨。
　　“我們乘坐的船行駛在冰川里，我們不得不邊破冰邊前進，8年的調查、取證、開庭、申訴之后，這船并沒有把我們帶到終點，而是來到了一座更大的冰山腳下?！?BR>　　僅靠原告團的力量，沒有辦法把細菌戰的真相調查清楚。60年后，很多的證據已經被毀滅，檔案被故意封鎖，歷史見證人在死去，或永遠沉默。
　　“我們需要社會的支持，我們需要法律工作者、流行病工作者、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我們還需要錢?！?BR>　　但王選說他們目前得到的支持大多是來自個人的，有人給她寄來全月的工資，有人愿意參與調查，她在感動的同時，也深感孤獨。社會還遠遠沒有擰成一股力量，她一直在呼吁有一個得到承認和注冊的民間團體或者在某大學里常設一個研究機構，以此來募集資金和召集有專業知識的志愿者，開展全國范圍的調查。
　　“還原歷史的真實，為了人類的和平”是王選提出的第二階段的訴訟目標，她希望人們的思想和認識能夠統一起來。
　　她說，她要給中國、日本、美國政府各寫一份建議書，希望各方共同努力促成日本政府建立一個和平基金來處理戰爭和戰后遺留問題。
　　她希望這個基金能夠建立一個制度，尋找并給予細菌戰受害者、慰安婦、殘疾的勞工提供一份醫療補助和生活補助，使他們的晚年免于貧病的困擾；她希望借助這個基金能夠進行受害者調查，記錄口述歷史，建立資料，公開歷史檔案，資助研究，重新修補出這段歷史；她還希望借助這個基金能夠重新認識戰爭和教育后人，能夠形成一個和平的事業。
　　她說，如果這個基金能夠成立，她愿意終身為之工作和服務。

■旁證：
　　1.參加起訴和第1、2、3次開庭陳述意見的來自中國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費用，由日本市民團體“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出資援助。
　　2.參加第2次起訴的來自中國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費用，由原日本神戶華僑總會會長林同春出資援助。
　　3.參加第2次起訴開庭陳述意見的來自中國各地原告代表的赴日費用，由日本律師辯護團借資援助。
　　4.參加第19、21、22次開庭出庭作證的來自中國各地的學者和原告代表的赴日費用，由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義烏民間與企業出資援助。
　　5.參加第26次開庭的浙江省原告自費；湖南省受害者家屬自費，原告部分自費。
　　6.參加第27次開庭的浙江省原告中，義烏市崇山村原告代表費用由義烏地方贊助，衢州市代表旅費由香港史維會贊助，其他自費；湖南省原告部分自費。　　　　　（本報記者　王景春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