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善】要懲罰更要救贖
“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轉身之間。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而言，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然于虐人和被虐，施害和受害的雙重角色？轉型之痛，時代之殤，無人可以逍遙其外?！?/blockquote>“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轉身之間。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而言，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然于虐人和被虐，施害和受害的雙重角色？轉型之痛，時代之殤，無人可以逍遙其外。”
一襲旗袍，端莊玉立，若只是初見，愛美愛自由的楊斌往往會被人們當成文藝女青年。但熟悉楊斌的人都知道，在文藝氣質之下，她用女檢察官細膩柔軟的情懷，既解“法結”，也解“心結”。作為一名檢察官，她個性十足，楊斌按照自己的風格寫起訴書。楊斌不抽煙，但是她的包里時常裝著打火機和煙，給提審的嫌疑人抽。
“如果時光倒流，讓我回到從前，回到湘江邊奔跑著的那個小女孩，命運也許預料不到，我會成一名檢察官。”楊斌回想自己成為檢察官的機緣，感嘆人生充滿著偶然。1992年，大學畢業的楊斌，進入廣州市花都區檢察院，從事后勤文字工作。由于表現突出，1998年她被調入起訴科，后來通過遴選，進入廣州市檢察院。這些年來，楊斌一直通過各種方式幫助當事人家屬……她因此成為2010年度廣東十大新聞人物，當選“2011年度中國正義人物”。
見過太多底層人之間的相互戕害，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庭的無助，痛定思痛，楊斌發起刑事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家庭救助基金。她說，在法律之上，有愛與仁慈，要懲罰更要救贖和寬容。
悲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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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知的人，你們應當盡你們所能的多多地教給他們；社會的罪在于，它負有制造黑暗的責任。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黑暗，罪惡便在那里滋長起來。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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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這么悲慘啊，眼睛都哭腫了！”那天晚上，楊斌從影院回到家，丈夫看到她紅腫的眼眶，關切地詢問。她看的影片是《悲慘世界》，已經看過很多次。“《悲慘世界》，是一部每次都能讓我泣不成聲讓我顫栗的偉大作品，我總是那么輕易地，被善擊中。”楊斌承認，在入行之初，她曾經是一名“沙威”式的檢察官，無限同情被害人，覺得世界善惡分明，對罪犯滿腔憤怒。每一次公訴成功，她都有一種正義伸張的職業榮耀。
楊斌回憶，一個無助的老人改變了那時的她。那是多年前一個盛夏的正午，楊斌在位于城市新區的辦公室埋頭閱讀案卷。一位風塵仆仆的老人敲門進來，從皺巴巴的包里拿出兩張皺巴巴的“訴狀”和身份證、戶口本等原件。按規定，他們只收證件的復印件，而老人要復印必須坐車到老城區。老人猶豫著站了一會兒，就轉身離開。
楊斌抬頭的剎那，看到窗外白晃晃的陽光，老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辦公室外的拐角。自己的一次經歷突然涌上楊斌心頭：她畢業南下找工作時，被一個工廠爽約后曾無助地在走廊哭泣，一位保潔阿姨安慰了她，并帶她去家里吃飯。那種在無望的時候得到陌生人幫助的感覺，讓她難以忘懷。
她立即朝老人的背影追上去，說“我幫你復印吧”。蹣跚的老人停在電梯門口，轉過身來，黝黑的面孔壓抑著悲傷和痛苦，淚水噴涌而出，哭得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他斷斷續續地訴說，自己是山東人，兒子來廣州打工卻突遭車禍身亡，年近七旬的他孤身從山東來廣州起訴。為了交兩張狀紙，已經在烈日下奔波好幾天了。
“老人在烈日下的背影和悲傷的淚水在我的記憶中一再呈現，至今依然能讓我感受到那曾帶給我的強烈沖擊和震撼，提醒我在行使司法的過程中展現人性最美好、最善良一面。”那一幕，讓楊斌反思，過去公事公辦、鐵面無私，是否忽視了一個個鮮活、具體而細微的個體背后的無奈和慘痛。
從此，楊斌開始盡力幫助當事人家屬，送杯茶，給支煙抽，悄悄遞上紙巾，耐心解答疑問等。她的辦案風格也漸漸由雷厲風行、鐵面無私轉化為注重細節、關注案件的社會背景及當事人的情感與命運，“善意地去運用法律，以最大的善意去對待案件中的每一個人，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義、有價值的事，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為自焚民工求情，為犯罪嫌疑人募捐，大年初四去見求助的女子，楊斌堅信，“法律技術上的缺陷要靠愛來彌補”。
微博上的檢察官都在“潛水”，楊斌卻是個例外。她的微博異常熱鬧，有潑辣的爭吵，也有心情的記錄。她寫道：“這個時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施害者和受害者，只是轉身之間。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而言，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然于虐人和被虐、施害和受害的雙重角色？轉型之痛，時代之殤，無人可以逍遙其外。關心他人，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救贖被忽略的人群，就是救贖內心深處那個孤獨而不甘沉淪的自我。”
救助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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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妹妹在花園散步，妹妹被一只丑陋的蟲子驚嚇，主教說：“可憐的東西，它也不想這樣。”——《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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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間，楊斌共審查起訴各類刑事案件758件、起訴犯罪嫌疑人1093人，無錯案、無投訴。其中，讓她“一舉成名”的事件是，在2005年她辦的周模英溺嬰案。
因為不堪生活壓力，周模英親手淹死了8個月大的孩子。楊斌作為公訴人接手案子。起初，她斷言“這種女人應該判死刑”，懷著憤怒的心情提審周模英。但隨著對案情的了解，她看到了經濟和親情窘困帶來的絕望，看到了犯罪的社會根源和時代悲劇。
在法庭上，作為公訴人，她淌著熱淚，為被告人請求從輕處罰。“悲劇已經發生，無論什么懲罰都無法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彌補被告人的罪過。但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依然等待她去照料，沒有妻子和母親的家庭即將崩潰。因此，綜合全案情節、本案的復雜原因、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悔罪表現及其家庭的具體情況，鑒于被告人一直安分守己，克盡母親的責任，其并非一個本性惡的人，只因一時沖動想不開才做了蠢事，公訴人提請法庭在量刑時酌情從輕處罰。”
有人質疑，楊斌為被告人求情雖是善舉，但超越了公訴人的角色定位。處在輿論漩渦中的楊斌表示，“懲罰只是一個手段，拯救才是目的。”在楊斌的電腦桌面上，放著一張正義女神的照片—正義女神被布條遮住了明慧的雙眼。她領悟到，正義女神之所以要蒙著雙眼，“那是告訴我們，作為一名法律人，我們要學會用心靈去捍衛法律的尊嚴，用心靈去實現法律的正義。”楊斌認為，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固然是法律的勝利，但人們不能漠視那些在社會底層為生存而苦苦掙扎的人群。
楊斌引用《悲慘世界》里的情節說，“它也不想這樣，可上帝把它造成這樣，這對于它來說，是何其的不幸，造物主又是何其的不公。對一個可恨之人也能生出悲憫之心時，我們就有了真正的寬容。”最終，周模英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此后，楊斌開始對這個家庭長達5年的救贖之旅。她五次去監獄探視周模英，四上江西，幫其家人解決難題，接她的兩個孩子來廣州度假。2011年在周模英出獄前夕，楊斌幫助這個飄泊的家庭申請了經濟適用房，從而解決了周模英出獄后的后顧之憂。
“天祥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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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從那個苦地方出來，如果還有憤怒憎恨別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憐；如果您懷著善心仁愛的思想，那您就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還高貴。”——《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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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楊斌離開了公訴崗位，調任反貪局預防處工作。她總結兩個崗位的不同體會：一個務實一個務虛，一個具體一個抽象，一個練功一個養生，一個面對普通尤其是底層人群一個面對公職人員，一個針對個案一個針對制度，一個是現象一個是本質，一個是結果一個是原因，一個是現實的嫌疑人一個是潛在的嫌疑人。
“風動幡動吾心不動，該怎么活還是怎么活。”雖然不再是一名公訴人，但她對弱者的救助情懷依然如故。今年6月16日晚，楊斌發布了一條長微博，宣布發起“天祥關愛”的公益行動，用以救助刑事案件中陷入困境的當事人，救助對象包括被害人及被告人家屬。楊斌將“天祥關愛”基金掛靠在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下。“天祥”是她父親的名字，年初父親拿出5000元錢，并告訴女兒，“你做得很對，也做得很好！”這5000元已經成為“天祥關愛”的第一筆捐款，同時也是啟動資金。
根據多年的辦案經驗，楊斌發現，近九成普通刑案的被告人和被害人都來自底層。他們沒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合法權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抗風險、抗壓力的能力極低，往往因某個微小的意外或事件介入，就淪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長期以來，人們對刑案的關注多著眼于犯罪事實本身，著眼于懲罰而非救贖和寬恕。
“天祥關愛”基金的誕生，源于一樁刑案的發生。2008年，楊斌經辦了一起殺人案：花都某工廠內，兩個正直青春年華的男孩，來自同樣偏遠的鄉村，同樣貧困的家庭，在他們身上，是沉甸甸的母親的希望，和家庭的未來。他們一起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揮灑著汗水，懷著同樣的夢想。然而，悲劇毫無預兆地發生了。被告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追悔莫及，承認“罪有應得”。他愿意賠償，但一貧如洗。
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被告人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被害人家屬提出抗訴，但楊斌認為，該案為激情犯罪，被告人認罪態度良好，不予支持。盡管被害人家屬不認同這個判決，但他們還是平靜地接受了，甚至連一句責問都沒有。此后，楊斌一直與雙方家庭保持聯系。為了解被害人家屬的生活狀況，今年3月初，她專門去了海南，看到的情況遠比想象的要糟糕。
“底層的人們相互戕害”，楊斌在公訴生涯中無數次感嘆過這句話。一個刑事案件的發生，往往意味著兩個家庭的崩潰和毀滅。如果沒有外力的關注和介入，多數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及其家庭只能在命運的不幸軌道里周而復始、惡性循環。只有對貧困的刑事案件當事人進行有效救助，才能達到喚醒人性、消除隔閡、摒棄仇恨、修復社會創傷的目的。目睹了被害人家屬的生活狀況后，楊斌希望能夠幫助這家人。但自己一人之力太渺小了，她決定成立一個基金會，從這起案件開始，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出一份力。“我發起這個行動，與其說是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募捐，不如說是借此向這個家庭表達自己的敬意，因為他們用善良和美德克制了內心的報復沖動。他們告訴我們，這個社會還有這樣美好的情感：寬恕與救贖。”
［楊斌筆記］偉大的人都有兩顆心，一顆在流血，一顆在寬容
中國的刑事被害人和家屬，是刑事訴訟中長期被忽視、被遺忘的一個群體；雖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缺失使他們處于極為不幸和不公的位置，但“為了落實寬嚴相濟、少殺慎殺的刑事司法政策，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對立，化解矛盾”，他們必須為中國的人權進程、社會進步作出犧牲。“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以命償命”的本能正義，必須讓位于“要懲罰也要救贖，要雷霆萬鈞也要春風化雨”的理性正義。然而，他們的無辜，該如何補償呢？
我在無數個案件中目睹過被害方的痛苦不幸以及對死刑鍥而不舍的追求。作為被害人一方，其痛恨被告人的情感完全可以理解，要寬恕被告人，則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毅力。誠如詩人紀伯倫所言，“偉大的人都有兩顆心，一顆在流血，一顆在寬容。”
從海南回來之后，我決定要為這個特殊的被害人家庭募捐，進而從此案出發，開展對刑事案件當事人的家人進行關愛。這種關愛，不僅僅是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不僅僅是被害人家屬，也包括被告人家屬。“被告人家屬”只是法律給他們貼上的標簽，但我知道，從某種意義而言，他們同樣是被害人，他們同樣不愿意看到悲劇發生，他們同樣失去了自己最愛的人。
伯爾曼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我體會到，僵化的教條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退化為冰冷的機器，崇高的口號干枯的標本制造了無數的死魂靈。我不怕被人抨擊為太感性太激情，相反，我為自己在經歷了12年的公訴生涯和無數案子的歷練之后，依然擁有對每一個案子，每一個人的激情和感性而欣慰和自豪。我不認為關注周模英，以及如周模英一樣命運的人群，是喪失公訴人的立場。我相信，如果我們有勇氣有力量去揭開傷疤，直面痛苦，我們的社會就必定會有希望，其意義，就如同一個病人能夠正視自己的疾病，一個凡夫俗子能夠正視自己的缺點，一個被告人能夠正視自己的錯誤，一樣意義重大。
西方法學大師曾經說過，不管法律規范表現得多么嚴格，其背后必須以愛的理念為支撐。法律只有將仁慈作為義務，法律的公正才能真正得以實現。仁慈并不是放縱，仁慈更不是感情用事，只有一個擁有一顆質樸而高貴的心靈的人，一個有著深刻的社會洞察力和博大的悲憫之心的人，一個能夠把目光投向比案件更深遠的社會和現實的人，一個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人，才能夠把樸素的個人同情心，放大成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對普通人的寬容和善待，即使是一個犯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