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外交的邏輯

中國政府界定的國家利益是什么？在2009年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務委員戴秉國對美國人說，“確保中美關系長期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很重要一條是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對方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戴秉國說“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第二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是中國官方首次公開闡釋自己的核心利益。

中國奉行對美對日友好，經濟上的考量可能更重要。對奉行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外交關系是與美國的關系。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開放。中國亟需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日的市場、技術與管理經驗來推進現代化。這就是為什么鄧小平復出后，為了啟動改革開放，最初出訪的國家選定為日本與美國。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第143個成員國。自1986年中國政府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申請算起，花了15年時間。這是中國奉行以界定產權和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政策及匯入經濟全球化潮流的開放政策的里程碑。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實力不斷走強，2007年GDP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2010年又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國經濟崛起是世界經濟與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

這種實力的提升得到了美國的尊重與認可。2009年7月，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China-U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舉行。每年一輪。2013年7月10日，第五輪在美國華盛頓開幕，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稱：“中美經濟關系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須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

這一機制與從2006年開始、前后共5輪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僅一字之差，但含義大不相同，前者是全方面、全領域的對話機制，被普遍視為G2（中美兩國集團）的正式機制，后者是僅限于經濟領域的對話機制。

在中國實力提升之下，中國領導層的自信也隨之增強，在十八大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國內也有人呼吁該拋棄“韜光養晦”，當奉行“有所作為”，該出手時就出手，敢于捍衛自己的“核心利益”。

不變表述下的變

如果我們把視野拓寬到六十多年，會發現這些年來，中國外交政策的官方表述一直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過，在不變的表述之下，前后三十年中國外交是有相當變化的。這種變化，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來說，中國對時代主題的判斷，改革開放前是“戰爭與革命”；改革開放后是“和平與發展”，把經濟外交納入外交視野了。

中國1954年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一直被中國官方表述為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不過前后側重點有變化，前30年側重點是不同基本制度之間的“和平共處”，這從把“和平共處”的字眼直接放在名稱當中可以看出來，出發點是讓當時憂心中國“輸出革命”的周邊國家安心。后30年側重點在“互不干涉內政”，恢復了“主權”話語，強調“主權至上”、“主權高于人權”等，著眼點是駁斥和反擊外國以人權民主等議題向中國政府施壓。同樣的表述之下，關切完全變了。

不變的“核心利益”

我們不妨把外交行為比擬為力。力是向量，有方向與大小。外交行為的方向即是國家利益，大小即是國家實力。力的大小與方向有一個變了，力就變了。新世紀中國外交最大的變當然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及國家實力的崛起。

那么，中國政府界定的國家利益是什么？在2009年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中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