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反標”案

上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曾對當時的“敵情”有一個新的判斷：“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記得為此自己曾著實高興了好幾天，因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會關系復雜。為此14歲讀高中時就因沒飯吃、缺課多，被學校確定為有“反動思想”，全校開展批判，團內留團察看處分。讀大學時的“肅反”運動中，又因為對一同班同學的大字報，說過“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話，再次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到后來，“反右”運動檢查三次才過關，并下放20年。

“文革”時期，我是所在單位被揪斗的第一人。這個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綿延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陣陣落不下。毛澤東曾指責周恩來距右派只有50米，其實冤枉。但對我而言，那時，誰一說“反動”、“反革命”，我就會心驚膽戰地感覺和自己近在咫尺?，F在上峰終于說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話，也許今后我的日子就會相對地好過一些，所以高興。

“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為當過幾天國民黨兵，思想負擔很重，整宿睡不著。由于過度緊張，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請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讀成了“千萬不要階級斗爭”，把那在當時誰也不敢忘記的“忘記”忘記了。聲音很高，別人都聽到了，他本人卻渾然不覺。好在同室的人沒有“運動樂”，大家誰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難。但他錯讀的這句話，倒確確實實說出了我多年來內心深處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況，還使得我有個“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標”（反動標語的簡稱）案，就自然首先被列為重點懷疑對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