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使我的電影看起來很美”——專訪弗雷德里克·懷斯曼
“當你一旦開始考慮觀眾，你就會卷入好萊塢典型的做法——篡改資料以求迎合最低的口味共識。我不會這樣做?！?/blockquote>●弗雷德里克·懷斯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ｓｅｍａｎ） 生于１９３０年，在耶魯大學獲法學碩士學位。其后在巴黎做開業律師，再回到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法律。懷斯曼轉入電影行業是１９６４年，但并不是做紀錄片，而是在一個故事片里做制片。懷斯曼第一次拍攝紀錄片是在１９６７年，片名叫《提提卡蠢事》，公映即獲得成功，在德國曼海姆電影節上獲紀錄片大獎。４０年來，懷斯曼拍攝制作有三十余部紀錄片，而且都在國際影展上獲得獎項或贊譽，像美國的“艾美獎”就得過三次。懷斯曼作品的總體風格是以美國的各種機構為題，“用鏡頭解剖各種機構與人的關系并展示２０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綜觀”。
弗雷德里克·懷斯曼
《提提卡蠢事》（１９６７）展示了囚犯的境遇
《芭蕾》（１９９５）關注的是藝術世界
《福利》早已超越了簡單的同情
?。丛鲁?，我應邀去芝加哥紀錄片節做評委。去之前就知道組委會將給懷斯曼先生頒發一個終身成就獎，懷斯曼會參加影展開幕式。我得知此消息，試探著給芝加哥紀錄片節的策展人克里斯托夫基·柯米舍發了封信，克里斯托夫基爽快答應促成此事。
頒獎是３月３０日晚，當天下午５點飛機落地。來接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１７：３０懷斯曼先生在酒店等我。
途中塞車，我花了幾乎整整一小時趕到酒店，懷斯曼已經離開。
“懷斯曼先生第二天一早回波士頓”，剛找到紀錄片節幫我協調的喬安娜小姐，她就告訴我這個消息。在表達歉意后，也顧不了太多禮貌，我再次請求，是否可以在頒獎結束后再給我一次機會。
在開幕式前的酒會上，喬安娜告訴我，可以采訪，但時間有限，先生明天一早的飛機，２２點要入睡。懷斯曼建議，訪談在他的房間進行。頒獎結束，２０：３０。一起趕到酒店，２１：００訪問。
我出國前沒找到錄音機，隨手帶了一個小的攝像機。一方面打算現場拍攝一點什么，然后再錄音。到了懷斯曼的房間，見我拿出機子，老先生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現在的頭發好亂，不要攝像好嗎？我只好應諾。
在芝加哥密西根湖畔的ＳＥＮＩＣＡ酒店，談話進行了４０分鐘。結束時，一起拍張合影，老先生倒是不拒絕。一邊拍照我一邊說：“您真不像美國人，有點像法國人?！睉阉孤实匦α耍骸笆菃?？我討厭布什?！?BR> 懷斯曼來過一次中國，陪同他的吳文光、呂新雨等人從沒有聽他講過一句有關中國的評論。這次我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卮疬€是如事先預料說，“對我不了解的國家，我從不做評論?！?BR> 他從不對別的國家、別人的片子品頭論足。
臨走時，我取出我的《高三》，雙手遞上?！斑@是一個中國人，因為受您的影響，按照自己的理解拍攝的一部有關中國中學的影片?！睉阉孤⑿Φ亟舆^光碟：“我很有興趣，一定會看?！?/P>
《基本訓練》
下圖為《模特》（１９８０）
“公正”而不是“客觀”
周浩：您得過無數的榮譽，有時被當作“神”，但現在的美國已經很少有人采用您的方法拍片，您的方法過時了嗎？
懷斯曼：我不太看電影，我不知道。我也不關注（在乎）別人怎么評價。
周浩：但實際上，您的影響遍及全世界，您不會不知道吧？
懷斯曼：我聽別人這樣說過。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周浩：您跟別的紀錄片導演最不一樣的是什么？
懷斯曼：我無法做出評論，因為像我所說過的，我不太看電影。即使看過，真的也很少。
周浩：那您應該意識到他們的風格與您的不一樣？
懷斯曼：當然，我最崇敬的是紀錄片導演馬歇爾·歐佛斯（Ｍａｒｃｅｌ Ｏｐｈｕｌｓ）。他是一位偉大的紀錄片導演。他影片的風格獨特，他主要是采取人物采訪的形式，而不是像我一樣跟蹤拍攝。
他有幾部作品是關于二戰時期的法國?！侗瘋c憐憫》（Ｓｏ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Ｐｉｔｙ），講的是法國人與德國人的勾結?！堵灭^終點站》（Ｈｏｔｅｌ Ｔｅｍｉｎｕｓ）講的是里昂的一個蓋世太保頭子?！墩x的記憶》（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講的是紐倫堡審判。
周浩：一百年后，人們若想了解美國的過去，也許人們不會去看今天好萊塢的片子，而是去找懷斯曼的片子，您對此有什么評價？
懷斯曼：我希望如此。但我無法預測未來。
周浩：有人說“直接電影”是幼稚的， 是自欺欺人，您認同？
懷斯曼：那得看情況，在虛構電影里，導演告訴演員該怎么做，在紀錄片里，導演不那樣做，而只是讓攝影機運作拍攝。在我的片子里，剪輯工作可定乾坤，它決定一部片子的存活。
周浩：您的紀錄片是相對的真實，還是經您剪輯后的真實。
懷斯曼：這全憑每個人的主觀看法。在此前提下，根據我在拍攝現場的經歷和我對資料進行的長期研究，我盡力地做到公正地反映事實。所以，我不愿用“客觀”這個詞，而是用“公正”。我不想辯論我的影片是否真實，因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識。
周浩：那您影片的“公正”是按您自己標準的公正？
懷斯曼：是。它怎么可能是別人的標準呢？
周浩：有人指責過您的這種“公正”？您的公正是大眾的“公正”嗎？
懷斯曼：首先，每個人的經歷不同。除了那些在拍攝地點上班的人之外，沒有人在那里花８個星期，或者花１年的時間研究有關資料。的確，我得制造一種虛幻的“公正性”，但沒人指責過我電影不公正。
周浩：在一個機構中，如果您看到您不滿意的事情，您會用什么態度來處理？冷眼旁觀，還是挺身而出？
懷斯曼：我從不干涉，因為那不是我分內職責，否則，人們會認為我自作聰明，自以為內行。我在現場只拍攝電影，不干別的。
周浩：您說過您從不愿意低估觀眾的欣賞能力，您一直將觀眾認為是與自己一樣聰明的人，所以做片子時不會“就低”？
懷斯曼：我不知應該如何看顧觀眾，我甚至搞不懂自己，當我在１９６７年制作一部電影時，我怎么能預測２００７年在中國，人們怎么看這部片子？我不知道觀眾的知識背景、興趣，也不知道中國監獄的狀況。當你一旦開始考慮觀眾，你就會卷入好萊塢典型的做法——篡改資料以求迎合最低的口味共識。我不會這樣做。我的假設是無論看我片子的是什么樣的人，他們都是和我一樣聰明或愚蠢。
周浩：我們知道，至今，您只在國外拍攝過一部片子。您接受過其他國家的拍片邀請嗎？
懷斯曼：我是不因邀請而拍片，而是根據我想拍攝的人物。我也講法語。我的風格是我只去我精通當地語言的地方拍片，我無法想像我如何能去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拍片。因為我語言不通，即使我的片子沒有對話，我也無法知道我對文化，哪怕是一些身體姿式的解釋是否正確。
周浩：您說過您的影片不是在“曝光”，但我仍然把它們理解為一種深層次的“曝光”。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懷斯曼：我的影片是“曝光”，而不是論文性影片——試圖證明某些糟糕的事情在發生，應該加以阻止。我的影片是就一些復雜問題進行深入綜合分析。例如，我的影片，《提提卡蠢事》是有教育意義的。我的影片不是為了促進社會變革。
向小說學習講故事
周浩：您是一個很自我的人，也不在乎別人是怎樣看，您對像我這樣的后輩紀錄片制作者有何忠告？
懷斯曼：研究詩歌。因為詩人知道如何思考，如何運用象征和語言，如何運用類比。好詩既悅目又爽口。紀錄片制作人要懂得如何用觀感來表現一個復雜的問題，就得知道如何像詩人一樣來思維。
周浩：您喜歡的詩人是誰？
懷斯曼：羅伯特·弗洛斯特。正如好的詩人知道如何使用比喻，好的紀錄片導演不是僅僅攝取一個好的鏡頭，他應該懂得那個鏡頭所代表的涵義，應該訓練他的頭腦，從經歷中提煉涵義。要做到這點，他應該學習詩歌。我認為詩歌是人類經歷的最佳表達方式。紀錄片是關于人。你應從它所講述的故事里提取含義和比喻。你得分析人物的行為舉止。當我在一個現場拍攝，傾聽人物的對話，我得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我要做到這點，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文學。
周浩：您會向我推薦哪部小說？
懷斯曼：并不是哪一部具體的小說，而是你要廣泛地閱讀。我最喜歡的美國作家是１９世紀的亨利·詹姆斯、霍桑。英國作家我喜歡狄更斯。我還很喜歡美國當代作家，比如，菲利浦·羅斯、ＳＡＷ ＢＥＬＬＯ
周浩：您能給我舉個例子，哪部小說對您的紀錄片有影響？
懷斯曼：小說和我的片子制作沒有直接聯系。我從小說里學會欣賞，故事是如何被講述的，如何選擇語言。作家和影片制作人面臨同樣的問題——人物的性格化、時間的流逝、人物的抽象化。我學習戲劇、小說和詩歌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然后學會運用到我的影片里。
周浩：您能舉個具體的例子嗎？
懷斯曼：匈牙利作家喬治·康瑞德寫了一部關于布達佩斯社會福利中心的小說，我是在拍完我的《社會福利》后才讀到康瑞德的小說。他的小說與我的電影涉及同樣的人物境況。惟一的區別是他的小說里人物有匈牙利名字。小說是用語言來描述問題，而我的電影則是利用畫面和聲音來展示問題。
周浩：您在上法學院時就在看小說，那時就不想學法律，想拍電影？
懷斯曼：當時對于將來拍電影，只是一個模糊的感覺，我一直對拍電影感興趣。很小的時候，我就制作過８毫米的膠片，但我從來沒想過以此為生，直到三十出頭時，我不喜歡在法學院教書的工作。決定干自己喜歡的事，當時只是我感覺自己喜歡電影。
周浩：您更像一個社會學者，而不像電影工作者，您對此有何想法？
懷斯曼：我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喜歡電影的唯美方面，我對中國的社會學者不了解。但在美國，社會學者寫的東西晦澀難懂。我努力使我的電影看起來很美。
周浩：您一直在研究人，到現在有什么結論嗎？
懷斯曼：我希望我知道這個答案，但我最多只能建議你去看我的電影，在里面找答案。
周浩：我們每個人都會死去，您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墓志銘？
懷斯曼：我不知道。起碼我不想我的墓志銘提到我的電影。因為它們太復雜，不是幾句話就可以概括的。如果是好電影，不用我說，電影自己會證明。電影一旦拍完，不必靠我來解釋。我認為我通過我的剪輯的方式，已經將我的觀點在電影院里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但由于各人經歷相異，各人對電影的解釋也是不同的，但那并不是電影的失敗。
周浩：如果要拍攝一部４個小時叫《美國》的紀錄片，您認為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
懷斯曼：如果這樣，那也太狂妄自大了吧。
周浩：您的名聲越來越大，您進入一個機構是容易了還是困難了？
懷斯曼：在拍攝第一部片子時最難，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得到批準。打那以后，一直就都很容易了。
周浩：拍攝了這么多片子，有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片子嗎？
懷斯曼：我喜歡所有的片子，就像父親喜歡他們所有的孩子一樣。
周浩：中國有句俗話“百姓愛幺兒”，您會最喜歡最新片子嗎？
懷斯曼：一個人是會最喜歡自己最新的片子，因為那是最近時間他最辛苦工作的成果。
周浩：您看起來很健康，計劃再拍１０部、２０部片子？
懷斯曼：我還有許多事要做，今年夏天就要拍一部片子。拍紀錄片就像一種運動，你得保持身體最佳狀況。所以我堅持健身，騎自行車、散步。
周浩：您現在拍片跟十多年前有什么不一樣嗎？
懷斯曼：當然，我拍紀錄片近四十年，學會了很多東西。首先，近十年，從技術上我學了很多，另外，我覺得自己學會了如何從電影的角度思維，自己在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上有所提高。那同律師和醫生的思維是不同的。
?。ㄌ貏e感謝Ａｌｉｃｅ王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