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不能做替罪羊

“針對（楊麗娟）這種特別事件，政府應該有一個應急的機制，對我們的弱勢群體有一種敏感的救助反應。如果沒有這個敏感性……就是政府的不作為”

夏學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民政部社區建設專家組執行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心理學、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群體動力學、青少年心理等

李良榮：“有人說媒體是兇手，我不反對這么說”

他的臺階太高，他縱身跳入了大海
    南方周末：有人說，楊麗娟悲劇，媒體有責任。從社會學角度看，這個判斷成立嗎？
    夏學鑾：社會心理學上有一個“社會促進”或“社會助長”（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理論，主要檢驗“他人存在”對個人行為的影響。
    社會心理學家特里普萊特用自行車比賽實驗檢驗了他的“社會促進”假設，結果發現：獨自一個人騎得最慢，定標騎者次之，兩人比賽者騎得最快。再比如，你背對著一個女子和面對著一個女子，你的步速顯然是不一樣的，面對后者，你會不由自主地加快腳步。這就是“他人存在”的“社會促進”效果。
    對楊麗娟來說，占統治地位的個人行為傾向是追星，“他人存在”進一步助長了她的追星行為。楊麗娟事件，介入的媒體就是“在場的他人”，媒體使公眾也成了“在場的他人”。楊麗娟的夢想，打比方說，起初只是小火苗，媒體的一次次介入，就是一次次火上澆油，讓它越燃越旺，溫度越來越高。最后，楊麗娟及其家人忘乎所以了。而且，媒體也不是純粹的“他人”，它們介入了，出錢，許愿，制造輿論，為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推波助瀾，讓許多雙眼睛盯著她，這些足以讓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頭腦發昏，更何況一個沒有受過完整義務教育的鄉鎮小女孩呢？我認為，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媒體自然脫不了干系。
    南方周末：楊父賣房、賣腎，再到自殺，一步步下來，是否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導演著這場悲??？
    夏學鑾：楊麗娟事件，本來核心內容是追星，屬隱私的個人行為，不該多說。但是，媒體大肆報道之后，事情變成了公眾事件，或者說社會事件。隱私事件公開化后，會受到社會場域的擺布。具體到這個事件，社會場域是媒體給楊家搭建的一個“表演舞臺”，將一家三口推到了很高很高的臺階上，暴露在眾目睽睽下。楊父之前寫了《請愿書》，說“女兒見不到劉德華就會去死”，又宣稱“劉德華是女兒活下去的唯一原因”，這就是荒謬的起點，楊父就像騎上了一頭老虎，下不來了，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戲，戲該如何收場？如何讓荒謬的起點有一個不那么荒謬的終點？他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沒有辦法排解：因為那畢竟是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幻想，劉德華不會和他的女兒怎么樣的。
    在強大社會場域中的個體，一旦無法實現眾人的愿望，又沒有臺階下，他就會產生嚴重的挫折感，挫折會產生憤怒，憤怒在一定的環境暗示下會轉化為侵犯行為。這種侵犯行為可以是對自己的，也可以是對他人的。楊麗娟后來轉而罵劉德華，即是針對他人的；而楊父自殺，則是針對自己的。因此可以這樣說，楊麗娟父親的自殺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他死于由大眾媒體所制造的社會場域，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場鬧劇之所以演變成一場悲劇，就是因為所有當事人都缺乏表演技巧。楊家一家三口赴港、楊麗娟與劉德華單獨合影后本來可以借助“合理化”技巧“體面謝幕”的。但是，結果卻發生了令人痛心的悲劇。這讓我想起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發現“合理化”機制的有趣故事。
    １９５０年代美國中西部一群人曾經預測，地球會因一場劇烈變動而在某一天毀滅，同時其領袖宣稱，屆時外太空會飛來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他家的庭院中，會及時把他們接走。作為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根本不相信這些人的預言。但是他卻很想密切地觀察他們，以便探討當其預言破滅時的行為反應。費斯廷格及其同事于是采用了參與觀察法，加入到這群人之中，假裝自己也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這項參與觀察研究，發現了消除認知失調的一種重要方法——合理化。大家都集中到這個領袖的院子里，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大家一等再等，太空船還是沒有來，大家都向領袖投去了懷疑的目光。但是，這個領袖很聰明，他說：諸位的虔誠感動了上帝，化解了這場災難，你們要感謝上帝，人類也要感謝你們?；闹嚨氖?，信徒都相信了。還到街道上散發傳單，說他們拯救了地球云云?？上罡覆皇悄莻€聰明的領袖，他沒有那么大的智力，無法進行合理化運作，給自己找臺階下。他的臺階太高，他縱身跳入了大海。

夏學鑾

誰來介入？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說，媒體造的這個場不好。那么，是否該有一個力量介入，阻止這個場？
    夏學鑾：楊父之死，是悲劇的結尾；通過媒體，這個悲劇變得世人皆知。如果政府或社會組織在其中做些什么，或許結局就不一樣。問題是，到底由誰來介入？民間組織還是政府機關？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這些都是需要仔細研討的問題。
    過多地干預公民私人生活，是政府不民主不開放的標志。政府干預，無疑會產生一些副作用。所以這個有形的手什么時候伸，什么時候縮，是值得思考的。孩子追星１３年，家長賣房子，賣腎，數次赴北京和香港追星，這樣的奇聞逸事人們是最敏感、最容易察覺的，有關政府部門應該是知曉的。作為學者，我覺得，就此個案而言，民政部門、婦聯甚至共青團都應該介入，引導她，告訴她，這樣做是不理智的，反常的。告訴她如何過一個平凡的人應該有的平凡生活。如果悲劇發生以前，這種聲音總能出現在他們耳邊，估計結局會有所不同。
    針對這種特別事件，政府應該有一個應急的機制，對我們的弱勢群體有一種敏感的救助反應。如果沒有這個敏感性，它的觸角就停在辦公室里，沒有深入到民間，沒有了解到民眾的疾苦，就是政府的不作為。
    賣房子、賣腎，而且為了追星，１３年了，社區或者鎮政府應該知道這個情況，應該指導它走向正常。
    南方周末：假如有關部門打著“教你過好的生活”的旗號，干涉公民的隱私或者生活自由怎么辦？
    夏學鑾：這是需要琢磨的。如何在保護公民過好的生活和保護公民過自由的生活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它需要的不是好的理論，而是一套好的操作架構。孫志剛事件，導致了收容所的終結。國家設立收容所的初衷，你不能說它是壞的，它是想讓公民過好的生活，但是，很多收容所的慘劇說明，這套操作方法無法實現國家的初衷，所以國家廢止了它。
    現在，政府正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救助制度。我想，這個制度應該擔當這個角色。
    當公民不理性，無意識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還應該分析具體情況，首先是社會支持系統（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的介入，讓她的鄰居、親戚、朋友來幫助她。在政府不得不介入的情況下，一定不能是強制性的，應該是引導性的、援助性的。楊家人生活的小船已經失去了航向，沒有人給它指點，沒有人給它引導，這是它陷入悲劇的一個原因。如果這個時候親戚、朋友甚至一些居委會的干部，能夠出來做一些規勸，悲劇不會發生。如果她不聽，也沒有辦法，你規勸了，那就是盡到責任了，現在是你沒有盡責任。恰恰相反，你沒有介入，媒體介入了。你缺的位媒體補了，然而，補位的媒體卻使他們更加失去自制力。

她可能走完全另外一條道路
    南方周末：據報道，楊麗娟輟學前，并不迷戀劉德華。楊麗娟沒有完成義務教育，是否也與此事關聯？
    夏學鑾：教育部門是有責任的。如果她還上學，總有機會發現她不切實際的幻想，老師也能及時家訪，做些心理輔導工作。她用了１３年的青春在做一個賭博，她說，劉德華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如果能上學，讀到很好的文學、歷史，她可能為自己打開另一扇窗，生活目標不再是劉德華了。她可能走另外一條道路。但是，沒有人及時把她拉到學校里來。
    在美國，孩子很少輟學。有些家庭有家庭暴力或者雙親吸毒啊有心理問題啊，這個時候，將有社會工作者（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介入。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會被領走，放到社區服務中心。中心放不下，工作者會給孩子找一個“免費的家”（ｆｒｅｅ ｈｏｍｅ）。并考察其父母，他們變好了，可以寫申請，領回孩子?；旧?，美國有一個保護措施，孩子不是完全暴露在問題家庭面前。
    南方周末：聽著有點溫馨的感覺，這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呢？
    夏學鑾：首先，建立在國家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美國是一個富有的國家，而中國的義務教育，學雜費才剛剛免除。要知道，對一戶甘肅農民來說，幾百塊的學雜費可能是很沉重的負擔。
    再者，建立在對人權尊重的基礎上。在美國，家長對孩子不能打罵，孩子不是家長的私有財產。否則，鄰居會報警，警察會介入。孩子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到了細致入微的保護。我們雖然說也有義務教育制度，但是父母打罵孩子，左右孩子的命運，似乎天經地義。別人不會管，警察也不會主動管。楊的父親聽任楊失學，她就失學。楊的父親有這個權利嗎？我們的老師甚至教育部門都沒有這個觀念。如果在美國，這不可能發生。
    南方周末：據傳，楊家人有心理問題。但他們肯定很難承擔看心理醫生的費用，這是一個問題嗎？
    夏學鑾：不是有個法律援助嗎，幫助窮人請律師。那么為什么不能有心理援助呢，幫助窮人擺脫心理危機？但據我所知，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組織。
    南方周末：有人批評，社會學家在此事中保持沉默，是沒有擔當社會責任，對此，您如何看？
    夏學鑾：不能怪我們吧。要知道，媒體都是出了事情后，才來找我們評論幾句；沒有出什么事的時候，它們哪有理會我們，只是一味炒作。學界是很反感炒作的，像我這樣和媒體打交道的很少了。
    此事和“非典”大不一樣，“非典”是人類面臨的災難，是關乎巨大的公眾利益的。如果是“非典”，學界默然，那是沒有擔當。但是這個也追星，那個也追星，太多了，我們根本關心不過來。這個新聞不是重大的，缺位的不是我們，我們不能做這個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