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林楓

林楓是我的岳父。

我和耿耿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黑暗的1970年結婚的。我們過去并不熟識，甚至沒見過面。結婚之前我對耿耿的父親林楓，也了解極少，只知道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校長，“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算作“劉少奇黑線”上的“大干將”。我的父親羅瑞卿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當然也是一個大“黑幫”了。在那個年代背上“黑幫子女”名分的人，屬于當時的“地、富、反、壞、右、黑”六類分子中的最底層，許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這樣，我們兩個被別人嫌棄的人，走到了一起。這是歷史的誤會，但卻是我們個人的喜事。若沒有“文化大革命”，可能真沒有我們這對夫妻。

被關六年后，終于有了音信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國家政治形勢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們這類孩子開始紛紛寫信給當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要求與被關押的父母見面，竟都被準許了。見了父母面的人們奔走相告，各種消息不斷傳來。于是，1972年7月，耿耿的姊妹們也寫信給周總理，要求尋找六年里杳無音信、生死不明的父母。當時只是想通過寫信，試探一下父母是否還活在人間，沒想到很快被批準與父親見面。

1972年8月5日上午，幾個閨女、兒子從貴州、山西、河北、四川、黑龍江的山旮旯和專政機關的“學習班”里聚集到北京秦城監獄，見到了形容枯槁、瀕臨死亡的父親。這次見面，全是閨女們“發言”，關押了六年的父親聽“傻”了，幾乎沒話。但他說出來的幾句話，卻被在場的每個孩子牢牢記住了。岳父說：“前些日子，《人民日報》上登了解放戰爭時，我軍戰士解放錦州，路過老鄉的蘋果園，沒有摘一個蘋果的事。當年，毛主席曾就此說：‘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我就是憑著這種精神活下來的。我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林樹樂’，樹立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毛澤東批示放人

從秦城監獄回來，由老大梅梅執筆，連夜再給毛主席寫信，力陳根據岳父的身體和精神狀態，請求放他出來治病，并描述了岳父講到毛主席“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這句話。信是通過王震同志當時的秘書伍紹祖轉上去的。

8月11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來治病。林楓問題過去沒有弄清楚，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見《毛澤東傳》下冊，1619頁）8月17日上午，林楓專案組一負責人，匆匆忙忙來到我們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趕出原住所六部口內翠花灣3號后的住宅——和平里1區5號樓10單元303室，讓孩子們不要忙著返回各自勞動的工廠、農村，并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批示了你們的信，毛主席意放你父親出來治??；明天就接你父親到心血管?？漆t院——中國醫學科學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醫院，住院治??；毛主席批評我們對你父親搞了‘逼供信’，我們要向毛主席檢討，我們已經向毛主席做了檢討，我們將來還要向毛主席做檢討。我們也要向你父親做檢討……”

8月18日上午，我們來到阜外醫院六病房西頭第三間病室，岳父早已在那里了。病室里有兩張床，一張是岳父的，另一張是看守人員的。就這樣，我們開始有了五年斷斷續續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接觸，直至1977年9月29日下午7時50分，他在這間整整住了五年的病室里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