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石油”，亦或“種糧食”
即使國際油價高位徘徊，石油資源急劇匱乏，中國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條可持續規模發展的石油替代，對其期望不能太高
能源之道
以乙醇燃料為代表的生物能源前所未有地重要起來。但考慮到各種現實制約，中國是否要竭力追趕這一世界潮流，如何追趕，仍需仔細思量
隨著氣候變暖、油價上漲，乙醇燃料在今年陡然成為了西方媒體的焦點：布什到訪南美，主要議題之一是與巴西談這種“綠色石油”的技術轉讓，而巴西人更關心的是要讓美國降低這項優勢產品的進口關稅，隨后英國不甘人后地宣布投資數億美元，與巴西合資建廠，再之后巴西總統追到了華盛頓，要繼續未盡的乙醇談判。甘蔗、玉米、甜菜等等可以制造乙醇的農作物，國際期貨價格已經不斷見漲。
西方的評論家們當然沒有放過這個新鮮話題，按照慣例，總有人潑冷水。一本書開始在美國流行，大意是指這么好的世道下，巴西人很難克制住毀掉亞馬孫雨林造甘蔗地的沖動，細細算來，毀林減少了對二氧化碳的吸收，要高于使用乙醇燃料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賬上脆弱的地球得不償失。更何況，使用甘蔗、玉米、土豆造燃料供汽車們跑動，可能會奪去眾多貧困人口果腹的機會。于是，關于乙醇制造商的利益與地球、人的胃與汽車的油缸孰輕孰重的爭論義正辭言地展開。
不考慮言論如何熱鬧，巴西人總算有機會收獲他們的遠見帶來的累累果實，盡管遠見超前了７５年：巴西在１９３１年就規定其國內銷售的汽油必須添加２％－５％的無水乙醇。實際上，乙醇只是生物能源的一種，近些年來，高能源價格的刺激和能源安全的考慮，才使各國政府開始真正高度重視起生物能源。
全球發生了什么？
２００５年是生物能源顯著增長的一個年份。根據２００６世界可再生能源報告《ＲＥＮ２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全球生物乙醇產量從２００４年的３０５億公升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０億公升；其中，美國的增幅達１５％?熏首次趕上巴西。巴西燃料乙醇供應了非柴油機動車燃料的４１％，２００５年巴西機動車中有７０％左右采用“混合燃料”。歐盟的燃料乙醇產量增長迅速，２００５年增長了７０％。２００５年生物柴油產量的增長幅度遠遠高于乙醇。生物柴油的產量從２００４年的２１億公升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９億公升；其中，歐盟的產量增長了７５％，其增長主要由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波蘭引導。２００５年德國的生物柴油產量占近一半的全球總產量。
到了２００６年，許多國家提出了生物燃料的目標。美國于２００５年頒布了可再生燃料標準，要求燃料商提高生物燃料的年混合使用量，２０１２年燃料混合達到２８０億公升。在歐盟，法國規劃了生物燃料到２０１５年占燃料比例達到１０％的目標；比利時設定到２０１０年達到５．８％；德國要求從２００７年開始混合４．４％的生物柴油和２％的乙醇，并在２０１０年將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增加到５．８％；意大利頒布法令規定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各為１％。除了歐盟和美國，許多國家也頒布了新的燃料混合法令，這些國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和泰國。
在生物能源利用的法律政策上比較成熟的是美國、歐盟和巴西。美國是生物能源的開發利用大國。應當說，美國具有開發生物能源的重要優勢，如農業產能過剩，生物能源開發可以增加農業收入。因此，相對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美國對生物能源比較偏重，生物能源是僅次于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在生物能源立法與政策措施上，２０００年就頒布《生物質研究開發法案》，指導美國能源部與美國農業部加強合作，為生物能源研發提供統一基準，同時要求采用財政和金融等手段鼓勵生物能源研發；２００２年頒布《農田安全和農村地區發展法案》，提出鼓勵生物能源發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要求農業部門制定生物能源采購政策，協調分攤商業項目成本；鼓勵生物能源相關領域的教育計劃等；２００５年頒布《能源政策法》，對《生物質研究開發法案》和《能源稅法案》等進行了修改，規定了一系列鼓勵生物能源發展的政策措施。
鼓勵的法律和稅收激勵包括：強制性聯邦政府購買可再生能源配額；強制性標準和規范；生物能產品生產和消費補貼；技術研發支持；貸款擔保等。美國的策略是以國家先期投入為引導，除了研發經費的高投入外，為了將生物能源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還積極培育相關產業鏈。目標是采用先進技術和精練過程，降低生物燃料的成本，使其能夠與汽油和柴油競爭。為此，美國政府的相關部門設立了一系列專門的計劃，如能源部生物能源辦公室的“生物能多年計劃”和環保署的“甘蔗乙醇計劃”。另外，美國多數州設定了包括生物能源在內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或通過稅收減免、低息貸款等手段鼓勵生物能源產品的生產和使用。
歐盟已經通過了一系列法令或政策性指導文件。第一，這些指導文件設定了有約束力的目標，提出了生物質替代燃料標準和配額等強制性規章以及稅收補貼等措施在內的開發利用綜合政策體系。第二，歐盟通過能源科技計劃對生物能源技術的研發、推廣和示范提供資金支持。在生物燃料上，歐盟給成員國設定了２００８年生物質燃料占運輸燃料份額達到５．８％的目標。但是，各成員國對該目標的達成是自愿的。形勢所迫，２００５年以來，歐洲許多國家一直在制定和頒布生物燃料的稅收減免辦法。
巴西１９３１年就通過立法強制推廣乙醇汽油，是世界上最早立法支持生物能源的國家。１９７５年，巴西頒布法令實行“國家乙醇燃料計劃”，增加政府投資、鼓勵研發乙醇利用技術，改進乙醇發動機以提高乙醇在混合汽油中的比例。１９９３年這個混合比例提高到２２％，２００５年將上限提高到２５％。２００３年頒布法令，宣布２００７年開始必須在礦物柴油中參２％的生物柴油，２０１２年增加到１０％，以作為柴油汽車動力或發電動力。
中國不能期望太高
中國發展生物能源相對滯后，但近期發展迅速。２００５年，燃料乙醇產量達到１０億公升。為了促進石油替代，２００６年政府頒發了《關于發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財稅扶持政策的實施意見》，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發展，同時還出臺一些具體的財稅扶持政策。
但是，中國對發展生物能源有許多隱憂，尤其對是否會造成過度投資，從而威脅糧食安全等。其次，對生物質技術對可持續發展、環境質量、能源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缺乏充分的平估。
尋找石油替代是降低油價沖擊的重要措施。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許多，但都有一個量和價的問題，即替代量太小和替代代價太高。生物能源是一個比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為。于是就有人提議，將大力發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作為實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戰略之一。
目前８０％左右的乙醇以淀粉質糧食為原料，約２０％的乙醇以木質纖維素為原料。糧食類淀粉質原料的價格較高，因而抬高了乙醇的生產成本。利用秸稈類木質纖維素原料生產乙醇目前還是技術難題。有專家認為，通過技術研究降低乙醇生產成本是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其實，原料保證才是生物能源的關鍵限制，它影響成本和規模生產的可行性。中國人均耕地只有１．４３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主要糧食一直處于緊平衡狀態，食用油則一半以上依賴進口，不具備生物能源規模生產的可行性；近年來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的玉米， ２００６年由于出現供應緊張，價格隨之上漲。供需不平衡引起的價格上漲可能會超過技術改良帶來的成本下降。同樣的道理，同樣的結果，以食用油為原料制備燃料油也不會有成本優勢。因此，如果能夠做到生物能源不與人爭糧（油）、不與糧爭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能源關鍵限制的原料保證。但我們知道，無論是發展生物能源對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還是發展生物化工對化石能源的間接替代，不與人爭糧爭地是很難做到的。
當玉米通過加工可以轉化成乙醇汽油時，玉米已經具有能源屬性。另外的一些農產品如大豆、小麥、紅薯、甜高粱等諸多含有糖分的農產品都同樣可以轉化成為生物能源。盡管目前還沒有農產品應用在能源領域的實例，但隨著原油價格不斷上漲，豆類產品成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白糖成為乙醇原料將會成為可能。
市場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只要價格合適，規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產線除了樹木秸稈，還可以吸入許多種糧食，就會演變成直接拿糧食去轉化生物能源。在農產品總量受耕地面積限制的情況下，這會引發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當石油價格上升到６０美元 ／ 桶，美國的玉米價格開始受到影響。２００７年美國新玉米上市的現貨價格報價上漲加快。業內人士認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貨源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國累計進口國外大豆共２８４０萬噸，同比增加３０２萬噸，增幅１１．９％。目前，國內進口的大豆已經有相當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能源加工，如中糧集團已開始規模進軍生物能源領域。美國的能源替代法案要求，到２０１０年，美國要生產７５億加侖的乙醇，而目前的產量僅為４０多億加侖。就生物質資源的優勢，應當鼓勵美國大力發展生物能源。但是，在美國的帶動下，國際糧食價格也有上漲的可能，進而影響中國糧食價格。
中國生物能源的規模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在生物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勵政策上，政府必須十分慎重和具有選擇性?！笆晃濉逼陂g，中國計劃發展６００萬噸燃料乙醇，到２０２０年發展燃料乙醇至１５００萬噸、生物柴油５００萬噸。這一規?？赡苓€不至于威脅糧食安全。但如果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在高位，不用政府鼓勵，在市場利益驅動下，一定會有更多農田倒向“種石油”，進而可能導致糧食短缺。事實上，政府很難厘清農民種植出來的大豆、玉米等糧食作物最終用于什么樣的消費終端。到那時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農民盲目逐利和應付食品上漲。中國農產品談不上過剩，生物能源的石油替代一定會提高農產品價格，但城鎮居民卻沒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人口眾多，耕地有限（相對于人口），農產品很難實現大幅增產（相對于目前生產水平），生物質資源不足，這是中國規模發展生物能源的首要障礙。能源安全很重要，糧食安全更重要。因此，中國的生物能源作為石油替代不會有很大的前景，充其量是一個補充。生物能源可以是新能源戰略的重要一環，但不能夸大其替代作用。畢竟，和其他新能源如風電不一樣，生物能源是有后顧之憂的。也就是說，即使國際油價高位徘徊，石油資源急劇匱乏，中國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條可持續規模發展的石油替代，對其期望不能太高。
因此，在扶持發展生物能源的過程中，政府應當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即不能與糧食爭奪土地，而相應的財稅扶持政策應該鼓勵技術進步和企業提高效率。為了防止過度投資，必需將財稅扶持政策針對特定的對象和范圍，還必需有一套針對由于市場力量而導致過度投資的辦法。２００７年１月，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敦促美國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并稱到２０１７年將美國的汽油使用量降低２０％。之后，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指責美國總統布什推行從農作物中提煉乙醇作為燃料的計劃將使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儲備枯竭。這種說法可能比較偏激，但不能說毫無根據。（作者為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以乙醇燃料為代表的生物能源前所未有地重要起來。但考慮到各種現實制約，中國是否要竭力追趕這一世界潮流，如何追趕，仍需仔細思量
隨著氣候變暖、油價上漲，乙醇燃料在今年陡然成為了西方媒體的焦點：布什到訪南美，主要議題之一是與巴西談這種“綠色石油”的技術轉讓，而巴西人更關心的是要讓美國降低這項優勢產品的進口關稅，隨后英國不甘人后地宣布投資數億美元，與巴西合資建廠，再之后巴西總統追到了華盛頓，要繼續未盡的乙醇談判。甘蔗、玉米、甜菜等等可以制造乙醇的農作物，國際期貨價格已經不斷見漲。
西方的評論家們當然沒有放過這個新鮮話題，按照慣例，總有人潑冷水。一本書開始在美國流行，大意是指這么好的世道下，巴西人很難克制住毀掉亞馬孫雨林造甘蔗地的沖動，細細算來，毀林減少了對二氧化碳的吸收，要高于使用乙醇燃料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大賬上脆弱的地球得不償失。更何況，使用甘蔗、玉米、土豆造燃料供汽車們跑動，可能會奪去眾多貧困人口果腹的機會。于是，關于乙醇制造商的利益與地球、人的胃與汽車的油缸孰輕孰重的爭論義正辭言地展開。
不考慮言論如何熱鬧，巴西人總算有機會收獲他們的遠見帶來的累累果實，盡管遠見超前了７５年：巴西在１９３１年就規定其國內銷售的汽油必須添加２％－５％的無水乙醇。實際上，乙醇只是生物能源的一種，近些年來，高能源價格的刺激和能源安全的考慮，才使各國政府開始真正高度重視起生物能源。
全球發生了什么？
２００５年是生物能源顯著增長的一個年份。根據２００６世界可再生能源報告《ＲＥＮ２１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全球生物乙醇產量從２００４年的３０５億公升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３０億公升；其中，美國的增幅達１５％?熏首次趕上巴西。巴西燃料乙醇供應了非柴油機動車燃料的４１％，２００５年巴西機動車中有７０％左右采用“混合燃料”。歐盟的燃料乙醇產量增長迅速，２００５年增長了７０％。２００５年生物柴油產量的增長幅度遠遠高于乙醇。生物柴油的產量從２００４年的２１億公升增長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９億公升；其中，歐盟的產量增長了７５％，其增長主要由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波蘭引導。２００５年德國的生物柴油產量占近一半的全球總產量。
到了２００６年，許多國家提出了生物燃料的目標。美國于２００５年頒布了可再生燃料標準，要求燃料商提高生物燃料的年混合使用量，２０１２年燃料混合達到２８０億公升。在歐盟，法國規劃了生物燃料到２０１５年占燃料比例達到１０％的目標；比利時設定到２０１０年達到５．８％；德國要求從２００７年開始混合４．４％的生物柴油和２％的乙醇，并在２０１０年將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增加到５．８％；意大利頒布法令規定乙醇和生物柴油的混合比例各為１％。除了歐盟和美國，許多國家也頒布了新的燃料混合法令，這些國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和泰國。
在生物能源利用的法律政策上比較成熟的是美國、歐盟和巴西。美國是生物能源的開發利用大國。應當說，美國具有開發生物能源的重要優勢，如農業產能過剩，生物能源開發可以增加農業收入。因此，相對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美國對生物能源比較偏重，生物能源是僅次于水能的可再生能源。在生物能源立法與政策措施上，２０００年就頒布《生物質研究開發法案》，指導美國能源部與美國農業部加強合作，為生物能源研發提供統一基準，同時要求采用財政和金融等手段鼓勵生物能源研發；２００２年頒布《農田安全和農村地區發展法案》，提出鼓勵生物能源發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要求農業部門制定生物能源采購政策，協調分攤商業項目成本；鼓勵生物能源相關領域的教育計劃等；２００５年頒布《能源政策法》，對《生物質研究開發法案》和《能源稅法案》等進行了修改，規定了一系列鼓勵生物能源發展的政策措施。
鼓勵的法律和稅收激勵包括：強制性聯邦政府購買可再生能源配額；強制性標準和規范；生物能產品生產和消費補貼；技術研發支持；貸款擔保等。美國的策略是以國家先期投入為引導，除了研發經費的高投入外，為了將生物能源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還積極培育相關產業鏈。目標是采用先進技術和精練過程，降低生物燃料的成本，使其能夠與汽油和柴油競爭。為此，美國政府的相關部門設立了一系列專門的計劃，如能源部生物能源辦公室的“生物能多年計劃”和環保署的“甘蔗乙醇計劃”。另外，美國多數州設定了包括生物能源在內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或通過稅收減免、低息貸款等手段鼓勵生物能源產品的生產和使用。
歐盟已經通過了一系列法令或政策性指導文件。第一，這些指導文件設定了有約束力的目標，提出了生物質替代燃料標準和配額等強制性規章以及稅收補貼等措施在內的開發利用綜合政策體系。第二，歐盟通過能源科技計劃對生物能源技術的研發、推廣和示范提供資金支持。在生物燃料上，歐盟給成員國設定了２００８年生物質燃料占運輸燃料份額達到５．８％的目標。但是，各成員國對該目標的達成是自愿的。形勢所迫，２００５年以來，歐洲許多國家一直在制定和頒布生物燃料的稅收減免辦法。
巴西１９３１年就通過立法強制推廣乙醇汽油，是世界上最早立法支持生物能源的國家。１９７５年，巴西頒布法令實行“國家乙醇燃料計劃”，增加政府投資、鼓勵研發乙醇利用技術，改進乙醇發動機以提高乙醇在混合汽油中的比例。１９９３年這個混合比例提高到２２％，２００５年將上限提高到２５％。２００３年頒布法令，宣布２００７年開始必須在礦物柴油中參２％的生物柴油，２０１２年增加到１０％，以作為柴油汽車動力或發電動力。
中國不能期望太高
中國發展生物能源相對滯后，但近期發展迅速。２００５年，燃料乙醇產量達到１０億公升。為了促進石油替代，２００６年政府頒發了《關于發展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財稅扶持政策的實施意見》，目的在于更好地支持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的發展，同時還出臺一些具體的財稅扶持政策。
但是，中國對發展生物能源有許多隱憂，尤其對是否會造成過度投資，從而威脅糧食安全等。其次，對生物質技術對可持續發展、環境質量、能源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缺乏充分的平估。
尋找石油替代是降低油價沖擊的重要措施。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許多，但都有一個量和價的問題，即替代量太小和替代代價太高。生物能源是一個比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為。于是就有人提議，將大力發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作為實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戰略之一。
目前８０％左右的乙醇以淀粉質糧食為原料，約２０％的乙醇以木質纖維素為原料。糧食類淀粉質原料的價格較高，因而抬高了乙醇的生產成本。利用秸稈類木質纖維素原料生產乙醇目前還是技術難題。有專家認為，通過技術研究降低乙醇生產成本是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其實，原料保證才是生物能源的關鍵限制，它影響成本和規模生產的可行性。中國人均耕地只有１．４３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主要糧食一直處于緊平衡狀態，食用油則一半以上依賴進口，不具備生物能源規模生產的可行性；近年來大量用作燃料乙醇原料的玉米， ２００６年由于出現供應緊張，價格隨之上漲。供需不平衡引起的價格上漲可能會超過技術改良帶來的成本下降。同樣的道理，同樣的結果，以食用油為原料制備燃料油也不會有成本優勢。因此，如果能夠做到生物能源不與人爭糧（油）、不與糧爭地，就可以突破生物能源關鍵限制的原料保證。但我們知道，無論是發展生物能源對化石能源的直接替代，還是發展生物化工對化石能源的間接替代，不與人爭糧爭地是很難做到的。
當玉米通過加工可以轉化成乙醇汽油時，玉米已經具有能源屬性。另外的一些農產品如大豆、小麥、紅薯、甜高粱等諸多含有糖分的農產品都同樣可以轉化成為生物能源。盡管目前還沒有農產品應用在能源領域的實例，但隨著原油價格不斷上漲，豆類產品成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白糖成為乙醇原料將會成為可能。
市場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只要價格合適，規模加工燃料乙醇的生產線除了樹木秸稈，還可以吸入許多種糧食，就會演變成直接拿糧食去轉化生物能源。在農產品總量受耕地面積限制的情況下，這會引發一系列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
當石油價格上升到６０美元 ／ 桶，美國的玉米價格開始受到影響。２００７年美國新玉米上市的現貨價格報價上漲加快。業內人士認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貨源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國累計進口國外大豆共２８４０萬噸，同比增加３０２萬噸，增幅１１．９％。目前，國內進口的大豆已經有相當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能源加工，如中糧集團已開始規模進軍生物能源領域。美國的能源替代法案要求，到２０１０年，美國要生產７５億加侖的乙醇，而目前的產量僅為４０多億加侖。就生物質資源的優勢，應當鼓勵美國大力發展生物能源。但是，在美國的帶動下，國際糧食價格也有上漲的可能，進而影響中國糧食價格。
中國生物能源的規模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在生物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勵政策上，政府必須十分慎重和具有選擇性?！笆晃濉逼陂g，中國計劃發展６００萬噸燃料乙醇，到２０２０年發展燃料乙醇至１５００萬噸、生物柴油５００萬噸。這一規?？赡苓€不至于威脅糧食安全。但如果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在高位，不用政府鼓勵，在市場利益驅動下，一定會有更多農田倒向“種石油”，進而可能導致糧食短缺。事實上，政府很難厘清農民種植出來的大豆、玉米等糧食作物最終用于什么樣的消費終端。到那時候，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農民盲目逐利和應付食品上漲。中國農產品談不上過剩，生物能源的石油替代一定會提高農產品價格，但城鎮居民卻沒有更高的承受能力。
人口眾多，耕地有限（相對于人口），農產品很難實現大幅增產（相對于目前生產水平），生物質資源不足，這是中國規模發展生物能源的首要障礙。能源安全很重要，糧食安全更重要。因此，中國的生物能源作為石油替代不會有很大的前景，充其量是一個補充。生物能源可以是新能源戰略的重要一環，但不能夸大其替代作用。畢竟，和其他新能源如風電不一樣，生物能源是有后顧之憂的。也就是說，即使國際油價高位徘徊，石油資源急劇匱乏，中國生物能源也不可能是一條可持續規模發展的石油替代，對其期望不能太高。
因此，在扶持發展生物能源的過程中，政府應當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即不能與糧食爭奪土地，而相應的財稅扶持政策應該鼓勵技術進步和企業提高效率。為了防止過度投資，必需將財稅扶持政策針對特定的對象和范圍，還必需有一套針對由于市場力量而導致過度投資的辦法。２００７年１月，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敦促美國大幅增加乙醇等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并稱到２０１７年將美國的汽油使用量降低２０％。之后，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指責美國總統布什推行從農作物中提煉乙醇作為燃料的計劃將使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儲備枯竭。這種說法可能比較偏激，但不能說毫無根據。（作者為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