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我是一個經常被誤讀的人

　?。吃拢溉毡本┨鞖夂?，艾柯頭戴黑色禮帽、身穿軍綠呢制風衣夾著黑色皮包步伐快捷地走在冷風中，風吹動的時候，軍綠的風衣勾勒出艾柯高大穩健的身軀。同行的中國女翻譯打趣艾柯酷得像意大利黑手黨，艾柯迎著冷風放聲大笑，笑聲硬朗，中氣十足。
　　開始采訪之前，記者把隨身攜帶的艾柯的７本中譯本放在和艾柯相對的沙發扶手間?？吹侥切┭b幀不同、面貌各異的書，艾柯很高興，一本一本地翻開看。艾柯隨身帶一只“掌中寶”計算器，一沓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艾柯說這些表格記錄他在各個國家能見到的不同語種的艾柯作品，很多是盜版，一旦發現就記錄在案?！拔蚁肽米哌@些書，很多書我自己都沒有見過?！?/P>

艾科有４萬冊藏書，光是《圣經》的各種不同版本，就裝了一個書櫥

“更瘋狂的人認為書已經死了”
　　記者：遇見盜版書您會生氣嗎？通常您怎么處理書被盜印的情況？
　　艾柯：我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書被盜版），可能很多。我是個自由派，如果是出于教育的目的，給年輕人、給學生看的，用就用了，版權我不追究。不過還是希望出我書的人能跟我聯系。
　　以前有日本的譯者來意大利跟我溝通，我非常高興，他問了很多問題，讓我給他解釋某些詞是什么意思，盡管我不會說日語，我還是很高興。多種語言我都不會，比如俄語、匈牙利語，但這些譯者很多都跟我進行過溝通，我很高興。很遺憾，中國的譯者還沒有跟我進行過這樣的溝通。也許在以前沒有國際公約，不能按照國際慣例進行溝通，不過現在有這么多的交流方式，我希望中國的譯者也能夠跟我進行溝通。
　　記者：世上大概有兩類作家，一種是像卡爾維諾這樣的作家，另一種像馬爾克斯那樣的作家，前者更關注文學形式或者文體試驗，后者更關注現實人生和社會公共事務。您認為哪種作家更重要，更有價值？
　　艾柯：我不覺得他們有很大的不同?？柧S諾第一部小說其實更多的是關于政治、關于戰爭的，他在政治上很活躍。他最后一部書是純文學的，但我不覺得這種純文學就對現實沒有意義。有很多評論說我的一些小說題材跟現實無關。有些人就說《玫瑰的名字》是歷史小說，因為我寫的是中世紀，但我是借用一個歷史題材反映意大利現實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記者：在中國大陸有個說法是，“文學已死”，您經歷過半個世紀的寫作，了解過世界各種文學潮流，您怎么看“文學已死”的說法？
　　艾柯：我今年７５歲了，在過去的６０年間這樣的說法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會兒說“文學死了”，一會兒說“小說死了”，更瘋狂的說法是“書已經死了”，但事實上，我還不斷地在閱讀、在寫作。我認為那樣的說法非常愚蠢。
　　記者：互聯網的出現還是對文學構成了影響，互聯網的存在對傳統閱讀方式的挑戰也是事實。您怎么看互聯網，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艾柯：就像不會因為有了飛機就說汽車死了一樣，因特網對于閱讀的影響也應該分成兩類，對像我這樣的學者的影響和對普通人的影響，我認為是有區別的。就像人們看電視一樣，很多人其實成了電視的奴隸，很多人像呆子一樣看電視。
　　作為一個學者，或者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作家，我是利用因特網而不是被因特網利用的對象。我把因特網當成一個工具，通過它獲得信息，甚至我有大量的書也是讀者通過因特網來購買。因特網促進了書的流通，原來書的銷售要通過書店，現在可以通過網絡書店訂購，但這跟青少年玩電子游戲、玩網絡游戲，跟成年人的色情娛樂完全不同。很多人利用因特網——他不是要找一個女人現實地做愛，他把機器當成做愛的對象，滿足一種色情的刺激。因特網使一些人完全成為壞信息的受害者，但它對另一些人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因特網對我而言是一個好工具。

“雖未經公開認定，艾柯無疑是目前意大利的文化領袖?！?BR>　　　　　　——  １９８３年６月５日《紐約時報·書評周刊》       李特／圖

“最關心的問題是怎樣繼續活下去”
　　記者：您有多種身份，要是請您介紹自己，您怎么說？除了說您是小說家、哲學家和美學家以外，還有一個詞是“公共知識分子”，您是怎樣的公共知識分子？
　　艾柯：一個大學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會寫小說；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我是一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學里教書的作家。
　　至于公共知識分子，我在一個州的報紙有一個專欄，寫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上個星期我寫了關于意大利選舉的文章。我已經出版了若干本書，其中就包括到２００５年之前所有的這種新聞性評論文章，這本書的其他語言的版本已經出版了，英文版幾個月之后就會出版。還有，比如在今天的會議上，我也作了發言，表達對戰爭的看法，那么在其他的文章當中，我也會對公共領域、政治方面的問題，作出自己的評論和批評。
　　記者：什么問題是您目前最關心的？
　　艾柯：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繼續活下去，因為我已經很大了。在２００１年的時候，我才有了惟一的孫子，我一直很關心這個小孩的成長。我這么關心這個小孩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孩子將來生活的環境比較艱難，因為現在這個世界面臨比如生態的危機，還有其他的問題，隨著我年齡的增大，我越來越悲觀了。
　　記者：您說悲觀我很意外?？茨臅吐犇裉斓陌l言，您的表達和思想的姿態都是強有力的。
　　艾柯：媒體總是對知識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到目前為止我認為知識分子對很多事情是無能為力的，好像這座房子著火了，你手頭有一本詩集，但是這個詩集對你來說根本沒有用，你要滅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隊員，詩對你來說，可能以后才會派上用場。對于全世界來說——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可能的情況是，很多地方房子著火了，但他們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沒著火的房子里捧著詩集看。
　　記者：您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精神的變化，以前的知識分子好像不是這樣的，比如在１９５０年代、１９６０年代，像您同時代的薩特、加繆、羅蘭·巴特，還有１９９０年代的德里達，在社會失去正義的時候，他們會走到街頭表達自己抗議的聲音。
　　艾柯：并不是薩特自己上街去進行示威，而是那里已經有人示威了。如果沒有這些人，即使薩特名望再高，他個人也無能為力。你應該問為什么沒有那么多人——普通大眾上街去游行示威，而不是說為什么沒有知識分子去上街示威。
　　記者：這個問題您可以回答嗎？
　　艾柯：不要把知識分子的行動和公民的行動混在一起，薩特去游行是作為一個公民去的，而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去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寫書、為社會和民眾指引未來的道路和方向。但作為公民來講，他有權利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比如有人寫了一份請愿書，針對環境污染的問題向政府請愿，如果我簽了名，那么我簽名首先是作為一個公民，而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別人發現我簽了名，才知道我是個知識分子。所以在意大利的大選中，我非常積極地參與，因為我是公民。

“誰能清晰地看見這個世界”
　　記者：熟悉您第一次中國之行的人清晰地記得您有過“中國沒有城市”的感慨，為什么這樣說？當時的情景您還能記得嗎？時隔十幾年再到中國，您對中國的印象有改變嗎？
　　艾柯：“中國沒有像樣的城市”這樣的話我說不出來?？赡苁前⑻m·貝特教授說過這個話，因為阿蘭在中國丟了行李，這已經是他第二次丟行李，第一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為他丟了行李非常著急，說出這樣的話，我是不太可能講出這樣的話。
　　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當時我的感受是很復雜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廣東、北京、西安、烏魯木齊，然后又回到香港和澳門，所以這個行程很復雜，我也很難用很簡短的話來概括。我覺得中國在很多方面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當我到了北京之后覺得就像到了洛杉磯。我只能告訴您我第一次對中國的印象，因為第二次我還只見了記者，別的什么人都還沒有接觸。
　　記者：這次您到北京作“治與亂”的發言，有學者討論您的講話，有人認為您的講話其實是在支持戰爭，還有人認為，至少您認為后現代戰爭不如古典戰爭，認為古典戰爭還要好一些。
　　艾柯：我的發言只是說戰爭還沒有消失，到現在為止，要消除戰爭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產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個也都是錯誤。我只是對戰爭的情況作了一個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戰爭。因為我認為戰爭創造了新的平衡這種說法不對。戰爭很有可能導致新的不平衡?，F在看來，戰爭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瘋狂，為打擊恐怖主義而投下炸彈，但是炸彈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義者藏身的地方。
　　記者：您有一本書叫《小記事》，中譯本叫《誤讀》，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經常經歷“誤讀”？
　　艾柯：這是書的名字，但是看你怎么理解這個詞。誤讀，對我來說是經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講我反對戰爭，但結果還是被誤讀成贊成戰爭。如果我寫一本哲學類的書，我寫的是這樣的東西，別人說是另外的東西，我必須馬上說“不”。但遇到簡單的問題，比如說剛才那兩種誤讀，贊成戰爭或者說中國沒有城市，這都無所謂，我不愿意辯解。
　　如果我寫小說或者哲學，別人對我的本意有誤解的話，通常有兩種可能性：我不這樣認為，但你有權利那樣認為。我的本意是說，我不想跟別人說你應該怎么理解我，或者你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許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還深，這也說不定。有時候我覺得書比主人更有哲學性，更像知識分子。我的譯者也經常這樣問我，一個字我用的意思是Ａ還是Ｂ，我的本意是想用Ａ，但是譯者用Ｂ的時候，比我原來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準確。
　　記者：您長久地生活在學院里面，作為作家，大學的體制更有利于您的創作嗎？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一樣，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種類，有的作家寫小說，有的作家寫詩，有的還寫別的。大學不一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組成，不是說大學里面的人都是天才?熏大學里也有普通人，可能有些人還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學教授，但是并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學里。我在５０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有的學者在講課之余踢球、彈吉他，我是用來寫小說。做學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讓我快樂的事情是做一個作家。１８年來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有時間就坐下來寫作。
　　記者：早年您做過電臺的編輯，后來是學者的生涯，您的寫作也處于兩極，既有復雜宏大的書寫，也有日常的表達，您是一個可以復雜也可以簡單的人嗎？
　　艾柯：從多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不管什么樣的工作。我有個專欄，每個星期都要寫，我寫書，還寫論文，在這個之間連接是很嚴密的。比如說寫學術的書，其實很多論點就是從每個禮拜的專欄里面來的，（專欄文字）只不過我是用一種更易懂、簡單的方法，面對更多的人在寫。很多人會覺得為什么學術的書跟專欄之間有那么大的差別，對我個人來講，很多論點其實在每個星期的專欄里都寫了，而且是用更簡單的方式寫。我是用記者的眼光研究學問，在我這里，記者、作家和教授是一體的。
　　記者：您寫過那么多舊的、新的書，寫出過那么多透徹的文字，能說您是一個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嗎？
　　艾柯：誰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誰也無法清晰地看清楚這個世界，我從來沒有見過誰能清晰地看見這個世界。如果你認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紹給我。
     （本文采訪得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趙媛、哥德學院北京分院崔嶠的協助，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