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胡適與蔣介石

一

1928年，是蔣介石執掌全國政權的第一年，這一年年底，胡適寫了一篇文章：《新年的好夢》。他的夢是這樣的：他夢想來年全國和平，因而可以裁軍，將軍費減去大半；他夢想苛捐雜稅完全取消；夢想鐵路收歸國有，鴉片之禍永絕中國；夢想有一點點言論自由，偶爾能給當政者指點一下錯誤，偶爾訴一兩樁痛苦，大概無損于諸葛亮先生的尊嚴。（胡適：《新年的好夢》，《胡適全集》第21卷，第379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魯迅后來也寫了一篇《聽說夢》，唱唱反調。魯迅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的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里面去。”

胡適的夢想算不得奢望，但現實還是顯得過于吝嗇，連“一點點言論自由，偶爾能給當政者指點一下錯誤”的權力也不給他。在這樣一個民國，還是魯迅的夢更接近實際。同樣是夢，透露出胡適的天真，魯迅的老辣。

實際上，蔣介石這位新元首，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元首，各地的實權，仍然掌握在軍閥手里。平日里可以相安無事，各地全力維護中央，遇上事，比如“剿共”，比如抗日，蔣介石想調用他們的軍隊，借用他們的地盤，都是難上加難，連把蔣介石奉若神明的官方傳記作者霍靈頓·唐也不得不承認：

國民政府實際上只控制了幾個省。馮玉祥稱雄于北方，同時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東、河南、陜西、甘肅、青海以及寧夏等省。而蔣的對手閻錫山則從他那坐落于山巒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營中向河北、察哈爾、綏遠等省發號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著廣東、廣西、湖南、湖北。中國實際上被分割得支離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諸侯割據……

蔣介石只在長江下游的五個省里享有無可爭議的權力。（轉引自［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第99、100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斯諾這樣描述蔣介石的性格與時代：“蔣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頂點。他的特別才能使他有能力預知在他下面的偉大力量的移動，而乘時維持他自己的平衡。他從來不作先驅，但他也從來不作后衛……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動他。”

從1928年到1934年被擊潰的共產黨軍隊被迫開始漫長的遷徙，6年間，蔣介石一直在與兩個對手作戰——共產黨、軍閥。

內亂越演越烈，令當時的知識分子十分痛心，蔣廷黼是力主武力統一的，他問：為什么中國只有內亂沒有革命呢？他給出的答案是：因為中國沒有經歷過一個專制的時代，還沒有建立一個民族國家，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首先要補上“專制”這一課，然后才能用統一的民族國家為人民謀幸福。這是他在《革命與專制》一文中的觀點，發表在1933年的《獨立評論》第80號上。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經從北京哈德門大街基督教青年會搭上公共汽車，經過西單牌樓和東單牌樓，橫穿北京城，行程1個小時，到達西直門，從出西直門，前往清華大學與蔣廷黼見面，蔣廷黼雖然只有三十出頭，但在費正清的心中，蔣廷黼當時已經“執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蔣廷黼給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中等身材，長著中國人的團圓臉，由于思路敏捷而顯得英俊瀟灑。”（［美］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第100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從時間推算，那次見面，應該是在1931年，兩年后的夏天，報刊上突然出現了大量討論民主與獨裁的文章，這些文章中，蔣廷黼的觀點引人注目。這表明此時的中國，已到了民主與獨裁的十字路口，根據孫中山“三步走”的革命理論——軍政、訓政、憲政，國家的統一，標志著國家結束了軍政時代，走進了訓政的新時代。1929年，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為憲政規定了一個時間表，決議說：“訓政時期規定為6年，至（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完成。”（《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1929年6月15日）》，《革命文獻》，第79輯，第128頁，臺北：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民國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中國能夠開始憲政嗎？ （吳景超：《論專制并答胡適之先生》，轉引自智效民編：《民主還是獨裁——70年前一場關于現代化的論爭》，第2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所謂“訓政”，即一切權力歸本黨，并且形成了一個口號——“以黨治國”，就是把國家政權托付給國民黨的最高機關來管理；并且，最高監督的權力“仍屬之于中國國民黨”。按照訓政理論，國民黨之所以握重權，是為了訓導人民如何使用政權，為憲政打下基礎；而且，必要時國民黨有權限制“人民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國民黨訓政的實質在于“黨治”，將“黨”凌駕于國家之上，以實現“一黨獨大”。

所謂民國，已經淪為一張空頭支票；所有辛亥英雄的犧牲，都被實實在在地解構了。喜歡做夢的胡適不得不承認：“在名義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敗漸漸地使年輕的中國認識到，民主是不能僅僅通過政治的變革來給予保證的。”

于是胡適寫了那篇著名的《人權與約法》，挑起了一場人權運動。文章說：“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自由之危害，正來自于政府。所以，胡適呼喚制定憲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訓政時期的臨時約法，以約束國民黨政府。這與國民黨政府制定法律以約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兩個月后，在《新月》的第四號上，胡適又寫了一篇名為《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的文章，不僅再次呼吁制定憲法而非約法，而且把反訓政的鋒芒直指孫中山。因為訓政思想本來就來自孫中山。他的本意，于憲政之前，先行訓政，由政府訓導人民，以培養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集權論：“厲行黨治，扶植民權。”然而胡適認為孫中山錯了，“根本大錯誤在于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并立”。（李偉：《批評者的跌宕起伏》，原載《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31年，胡適在北平的四合院里編著《獨立評論》。那一年，這份刊物的發行量，有7000份?？锸菍W術之公器，胡適一生主張學術理性，對于自己刊物上的學術之爭，他一般不根據個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訓政階段即將過去了，卻看到包括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丁文江等在內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紛紛轉向，程度不同地贊同專制獨裁，放棄了自由民主憲政的要求，胡適忍不住了，在那個冬天，他一篇一篇地寫反駁文章，其中一篇叫《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文中說：“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胡適全集》第22卷，第194-19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又寫《政治統一的途徑》，說：

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系統一的種種制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們的新制度。當日“以黨治國”的制度，確是一個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許可以維系一個統一的政權。但民國十六年國共的分裂，就早已顯示這個制度的自身無法維持下去了，因為黨已不能治黨了，也不能治軍了，如何還能治國呢？黨的自身已不能統一了，如何能維系一國的統一呢？ （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見《胡適全集》，第22卷，第20、2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我們相信有許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漸挽回這種分裂的趨勢。這篇短文里不能詳細多舉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國會”一個制度來做一個最重要的例。國會不是蔣廷黼先生所嘲笑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的代表制度”。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確的象征，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