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于光遠的交往

我心中的于老，人格獨立、心性坦誠、學貫兩科（龔育之語）、智慧超群，是一位永遠不停思考、不止寫作的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

我同于老相識較晚，交往也不長，到現在只有十來年。聽說他的名字，卻要早得多，已經三十多年了。

對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來說，“于光遠”這個名字如雷貫耳。

我是1958年生人，1970年代后期才知道于光遠。大學里有一門《政治經濟學》的課程，用兩本教科書，一本是徐禾主編的；一本是于光遠和蘇星主編的，于、蘇這本是資本主義部分上冊。這門課開了一年，課程都結束了，又給我們補發了于光遠和蘇星主編的下冊。那個時候的書不興印作者簡介，所以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更多的情況則不甚了了。年長的同學有些不屑：“于光遠你都不知道？經濟學家、哲學家！”他們是“老三屆”，恐怕“文革”前就知道于光遠的大名了。我是在“文革”中讀的小學、中學，上哪兒去聽說于光遠！

不過，很快就不只是從教科書上知道于光遠，還從報刊上讀到他的文章。

初識于光遠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興起思想解放運動，知識界、思想界空前活躍。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頗有些理想主義情懷，不像現在追歌星、影星、球星，關注的卻是思想界的先鋒人物。于光遠是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觀點和看法獨到而尖銳，令人矚目，也不時引發“風波”，又因為“風波”，更加引人關注。

1988年，我到長沙蓉園參加“劉少奇研究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見到了于老。當然，他坐在主賓席，我坐在臺下，只是遠遠望見。于老在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的發言，提出一個觀點：新民主主義理論包含密不可分的兩個組成部分，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將要經歷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學說。當時，十三大開過才一年，理論界、學術界正熱火朝天地討論十三大闡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于老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一個重要來源，在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時，有必要花一點時間去研究“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提出以后幾十年間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于老還告訴與會者，他正在寫一篇《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文稿，大約有五六萬字。

于老這次的發言和尚未發表的文稿，都關涉歷史，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作為經濟學家、哲學家的于老，還在研究歷史。我是研究中共歷史的，這樣的觀點從未聽說，所以格外有興趣。我絕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就因為研究中共歷史，我認識了于老，而且竟以同一個題目與他有一次“合作”。此乃后話。

“籽粒莧談話”

1996年是中共八大召開40周年，我當時所在的單位——中央黨史研究室準備舉行紀念活動，其中一項是邀請參加過八大的老同志寫回憶和紀念文章。于老是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