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可逆轉、無法阻擋的改革”周其仁：土地改革的誘餌與根子

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會不同于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莊農民，是這場改革曲線進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但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沒法設計，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后來。改革的平衡點，會在其中不斷調整。合起來，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動力來自流轉。流轉帶來可利用的土地總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漲，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這是推動改革的力量。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系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系的終結。

不徹底改變現有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于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些可能的出口點背后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源最終會流向出價較高的主體，這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對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溫，甚至資本市場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價就一波波演繹上漲行情。

在本輪土地改革中，最具想象空間的便是農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條 例》和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消滅了城鄉之間一切的私有土地。前者把農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后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歸國有。兩種土地，權利不同，價格不同。城鎮的國有土地可經招拍掛程序自由流轉，也可抵押；集體土地若想流轉為非農用地，卻只有國有化一途（近年來有一些地方進行了各種集體土地流轉試點，但一來規?？傮w來說較小，二來還是受到種種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終嚴禁轉讓給城鎮戶口）。不過這個唯一的途徑，成為引發不穩定因素的火藥線——據國家信訪局統計，現在征地引發的糾紛每年約400萬件，一半以上群體性事件由征地拆遷引發。

這個日顯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強烈的沖擊。在城市國有土地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現實下，一方面，各種“地下”流轉在強大利益驅動下層出不窮，諸如被默認的“農村廠房”、屢禁不止的“小產權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現行制度框架內進行著包括“增減掛鉤”在內的各種試點，以期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層面，將農地“確權”寫入了“一號文件”；地方層面，廣東已出臺文件，打算將農民房及其宅基地的買賣從村擴大到鎮，而溫州正試圖將其從村鎮擴大到縣域范圍。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因為此項改革牽扯重大，存在激烈爭議，很有可能步伐會比原來市場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國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屬于農民的土地如何變成屬于集體？當前改革的關鍵點和動力機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將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同地同價同權”，還是會因改革的某些變形而停滯？南方周末記者就以上問題專訪關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從無法律禁止城里人 買農民房

為什么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里人，農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既然是集體制，就應由集體來決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