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說話，知識分子的分化點

　　貧富分化成為一個公共話題，使得激進與保守，或者說左與右的分化就跟中國社會的貧富一樣明顯化

貧富之爭成為導火索
　　近期茅于軾與薛涌有關“富人”與“窮人”之爭，掀起了又一輪的觀念激蕩。
　　事起于三十年來中國社會急劇的階層分化。
　　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奇跡般地堆積，一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在農村，新開篇的歷史是農業和農民第一次獲得國家財政補貼。這一切，甚至超過了三十年前從政治家到民眾所能想象的程度。
　　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公正受到嚴重挑戰。官員腐敗，特權階層和壟斷集團擠兌公共空間。貧富懸殊已然形成，畸形的利益格局對普通大眾越來越不利。（上一個月，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表明，10年來，中國的收入分配越來越向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傾斜，成為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在世界上與一部分最不民主和沒有秩序的國家同列為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被認為可以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層尚未形成，一代相對有競爭力的青年把未來按揭到高昂的房市，消費指數的暴漲又導致生活信心下跌。權利缺失和言路受阻，相對貧困和相對被剝奪感無法表達，遂在網絡上彌漫成一種令“主流社會”擔心的情緒。
　　回想貧富分化的野馬開始脫疆之際，“公平還是效率”曾經是一個問題。后來，問題終結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在現實生活中，“公平”常常難以“兼顧”，“效率”每每壓倒一切。今天，“公平與效率”的問題開始退場，誰再提它甚至有故意挑逗公眾情緒之嫌。今天的問題是：“為窮人辯護”或是“為富人辯護”。
　　面對貧富階層的分化，曾經是同一陣營的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分化。

雙方各有擁躉形成對壘
　　分歧在解讀基尼系數的基本點上就開始了。多位有相當影響力的官員和學者反對用這個“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現實，主張中國基尼系數要城鄉分列算式，然后用兩個基尼系數來評價中國的貧富差距，這樣或許不會達到警戒線。但是，這個論點并沒有影響到人們對“貧富分化”的高度關切。
　　茅于軾先生作為一個道德好人，并且是一個幫助窮人的道德實踐者，他認為“仇富”是一種現實存在，他還認為中國有“仇富”的歷史傳統，而這個傳統正是中國社會貧窮的根源之一。他認為富人往往受到傷害，卻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因為“為富人說話”不討好，而為窮人說話卻很方便，他“很擔心我們國家再發生貧富沖突”，他寫了《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文章，聲明是為“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辯護。
　　茅先生此前有過“為富人辯護”而受網民圍攻的經歷。這一次，他“為富人說話”的文章發表在中國最有影響的媒體的評論版，無論他愿意不愿意，他再一次被擺上了“為富人代言”的代表席，辯論迅速在網絡和紙媒上同時展開。
　　現居美國的薛涌一直關注國內時事。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年他“主要精力是在和‘主流’們斗爭”，特別是“主流經濟學家”們。他認為他跟他們“雖然都主張市場經濟，但是意識形態不同”，“他們講‘效率優先’，我講‘權利優先’”。在基本的立場和多數的觀點上，他不贊成茅于軾，他接連寫了多篇文章反駁茅于軾。他反對“仇富是中國社會歷來貧窮的根源”，反對“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他認為“要勤勞致富，就必須保護窮人”，“貧富分化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他舉例說“人權平等”的充分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分化反而沒有一些專制國家嚴重。特別跟所有論者不一樣的是，他認為在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老百姓有一定的情緒是合理的”，并且他們的聲音也應該得到表達。
　　一時之間，茅于軾和薛涌分別成為“為富人說話”和“為窮人說話”的代表，雙方各有擁躉，迅速形成對壘之勢。
　　“擁薛派”更多的是草根讀者。薛涌在新浪網以“反智的書生”命名的個人博客，只談時事，并無杯水主義風波，點擊量已過千萬。而陳永苗是批茅較為激烈的一個。他對新時期的不公正堅持最低限度的容忍。他提出的問題是：“改革是為窮人的，不是為富人服務的”；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窮人就沒有了機會，而茅于軾是在窮人與富人的矛盾中間“拉偏架”。
　　據筆者電話調查，在活躍的自由知識分子圈，多數人不支持薛涌，特別對他因為長期合作的媒體不發表他批評茅先生的文章而發出高調指責表示不以為然。辯論帶來精神緊張，從問題過渡到了“態度”，如指薛“討好窮人”，“另有所圖”或撈取“政治資本”。
　　薛涌的立場很容易被指民粹主義，何況標榜自己“反主流精英”和“反智”。茅于軾的同輩學者吳敬璉在最近一期《中國改革》雜志，發出了這樣的譴責：“最近幾年的爭論中，少數人極力散布他們對貧富差別過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釋?！薄?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經確定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確方針，但在幾次‘左’傾思想回潮中，傳統路線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義情緒蒙蔽‘弱勢群體’，挑撥他們與中等階層之間的關系，煽動‘反精英’和‘仇智’?！睂Υ?，薛涌稱吳敬璉用“極少數人”、“煽動”、“挑撥”、“蒙蔽”等詞說話，不是“現代語言”。

一個公共話題的左右說
　　辯論還在繼續。辯論的是非應該在辯論的過程中去求證，而我們想關注辯論本身顯示的價值。
　　我們注意到，辯論中出現的“討好窮人”，及以此方式去圖謀“政治資本”之說，應該算是一種新鮮的辭令，很誘人想象。有人指出，“討好窮人”也好，“為富人代言”也好，都應該是你的權利。任何一個人參與公共辯論，不一定要代表所有人。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由選擇自己的立場，形成一個有人“討好窮人”，有人“討好富人”，有人“為利益集團代言”，有人“為弱勢群體說話”，有人保守，有人激進，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所有階層和群體都有人為其“代議”，這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正常話語場，才是現代政治制度生長的土壤。
　　事實上，在這場辯論中，面對一個共同的社會問題，盡管雙方有許多共同的判斷基礎（都不諱言是自由主義者），例如，對腐敗和不公的認識，但是，仍然形成了或左或右的立場。無論你是因為憂慮窮人的不理性而選擇為富人辯護，或者因為同情窮人的權利缺失而選擇為窮人說話，你都已經站了隊。如果能讓這種話語環境自然生長，假以時日，他們或者都會把自己的話語表述得越來越成形，越來越具有政治智慧。
　　新時期以來，有關中國社會的問題與主義，已經有過幾次爭論。每一次爭論都分化出左與右的種種名目，左有老左與新左，右有自由與新自由。當然，在中國國情之下，左與右并不對應著通常意義上的激進與保守，而是基本相反，不過，這并不重要。同時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對于左派來說，無論老左和新左的帽子，都不是自己愿意拾來的，而是別人贈送的，當事人不僅不接受，還會反唇相譏；而自由主義標簽一般不會被推辭，不過，這也不必糾纏。值得重視的是，新時期的前幾次觀念之爭，大致只是知識精英之間的演練，而此次由貧富分化激蕩起來的觀念對壘，則席卷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直自稱為“弱勢”代言的新左派這次卻不做聲）和普通大眾，特別是網絡青年的參與，使它成為一個真正的公共話題和公共選擇，使得激進與保守，或者說左與右的分化就跟中國社會的貧富一樣明顯化。
　　這是社會階層分化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值得關注。這次先聽聽薛涌怎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