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沃2013“中國夢盛典”系列報道】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我沒把自己當做知識分子”

俞敏洪表示,現在出國的人群中有錢人占到了95%,美國人也發現,中國人現在很有錢,是不需要給獎學金的。所以,窮人在中國和美國上好大學的機會被同時減少了。談到中美教育對比,他表示,“當一只鳥在籠子里關太久,你把籠子拿掉,它也不會飛了?!?/blockquote>

責任編輯:李梁 助理編輯 溫翠玲

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 (東方IC/圖)

俞敏洪的中國夢:用教育讓每一個中國人充滿夢想

私立教育的消滅,導致了公立教育的壟斷,而任何一樣東西壟斷就意味著發展停滯。

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學機會少了。教育不均衡不僅體現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留學上也深刻體現出來了,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我本人的價值理念,是想幫助社會底層的人成長起來,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對民辦教育合理性的懷疑, 是很落后的事情”

中國教育的問題恰恰是民辦教育消滅掉帶來的巨大問題。

南方周末:你辦新東方最原始的動因是什么?新東方這個名字是怎么來的?

俞敏洪:1989年以后,北大規定不允許老師隨便出去代課了。一個重要原因是之前我出去上托福、GRE課和北大自己辦的同類型短期培訓班產生了嚴重沖突。北大培訓班的生源數量和收入都明顯減少。那時候,北大辦培訓班的部分收入,在月底會作為老師的獎金發放,那就意味著全體英語系老師的月獎金也會隨之減少。我一下子就變成了“人民公敵”。

到了1991年夏天,我從北大出來,租了一個民辦學校東方大學的辦學執照,和他們進行分成。我把總收入的25%給他們,從1991年到1993年就是用這種方式辦學。

后來我就去北京海淀區教委申請辦學執照。申請執照有兩條要求:第一是主管單位同意,當時我的主管單位還是北大,當然不會同意;第二是要有副教授職稱。這兩條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來和教育局的領導慢慢混熟了,他們說北大的講師應該也算。再后來,我個人的關系轉到了全國人才交流中心,剛好教委一個女辦事員上過我的課,她偷偷地幫我蓋了個章,我就正式開始辦學了。

因為之前我上課的學校叫東方大學,起新名字的時候想留下東方這兩個字。碰巧有個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朋友辦了個新北高公司,受他啟發我就叫新東方,沒有任何別的含義。

南方周末:你當初做出國考試培訓,是完全把它當做商業公司來做的嗎?

俞敏洪:國家當時的界定很模糊,你要是把它當做一個生意呢,它就是一個生意,你要把它當做一個學校呢,它就是一個學校。但是資產歸誰也說不清楚。當時有規定,你要是把學校關了,學校剩余資產跟你沒關系,教育局可以拿走。我就是把新東方當做一個賺錢的培訓學校來做。

一直到2002年國家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時,還在區分教育培訓機構是營利機構還是非營利機構,直到現在還沒有分清楚。背后的原因是部門利益博弈。最近國務院要求大量減少審批程序,就是因為每個部門審批意味著每個部門都可以管你。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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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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