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棄理想的社會主義者——我眼中的于光遠老師

他說：“感謝什么？都是為了工作嘛。你是做理論研究的，我們講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百廢俱興。最重要的，是思想要興旺起來。腦子不活躍，什么都活不起來。”

馬克思說，共產主義要打碎一切枷鎖，只是要短期的專政；無產階級執政后，要大力創造條件，讓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共產主義要超越國家政權，實現一切人的平等、天下大同。

對我這樣一個早年冒著危險追求馬克思主義的人來講，相信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變成偏見，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論思想觀念，都完全否定，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對話的。

我跟于先生的交往始于1981年，當時我正在復旦大學做碩士論文，首次來北京查資料。我是皖南農村背景的學生，對北京學術界的氣氛無比向往。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思想學術界處于千花齊放的春天。當時物質生活上海是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學術上，恰好相反。

馬列主義也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當時教育部有個文件，據說是從鄧小平那里要來的一個特權：經過“文革”，全國高校教師青黃不接，名牌大學培養的前三屆研究生（當時只有碩士生，沒有博士生），本校有優先的留校權，任何部委都不能搶人。這可是個特許，那時還是計劃經濟，當時最著名的大學，如北大、復旦，都有此特權。1982年我畢業，復旦把我留校。在當時絕大部分同學眼中，這是全國最好的分配。上海人不愿意離開上海，幾百萬下鄉的上海人正千方百計要回來。

雖然我從麻雀變成了鳳凰，但還是向往北京，想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全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工作。我一聽自己留校了反倒急了，知道中央特許的分配政策的權威性，于是主動跟馬列所聯系，請求把我調去。

馬列所是當時的中國社科院“第一所”，馬列主義具指導地位，改革開放前卻沒有這個所。于光遠是推動建所最力的一個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說：馬列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在中國無異議；但“四人幫”把馬列主義變成了教條和迷信，我們要把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他沒有明講的是：馬列主義不應該是崇拜的對象，而是一種“社會科學”，要隨著時代而發展，其中隱含了跟科學必須一致的研究和評價標準。

剛開始聽說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當馬列所所長，于光遠當第一副所長。這規格是最高的了。但胡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當院長所長，而是全黨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他跟于光遠說：你代勞吧，當首任所長。

于光遠也忙得一塌糊涂。鄧小平最重要的四個理論工作者助手，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還有資深經濟學家薛暮橋。薛年紀很大了，活躍程度比不上這三位。于光遠讓毛澤東當年稱為“四個紅色教授”之一的經濟學家蘇紹智當第一副所長，是從人民日報社調過來的。

我1981年春赴京收集論文資料，拜訪了馬列所，只是在走廊里跟于光遠打個招呼，他太忙。馬列所位于北京市委黨校，借用的，社科院的大樓還在蓋。

他出面找到光明日報社總編輯楊西光。楊在1954年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調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書記，他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大文章。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