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前的智庫方案競賽

在中國改革日益復雜的背景下，決策者開始更為開放地傾聽各方聲音。而為經濟與改革定調的三中全會，成為各路智庫、機構與研究者們“推銷”各自改革方案的隱形賽場。

不同的方案與主張，不僅在爭論之中為決策提供了參考，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緩沖墊——這些方案公開之后的社會反應，相當于無形的“壓力測試”。

2013年10月底，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一份來自部級官方智庫、簡稱為“383”的改革方案橫空出世，迅速引發各界關注。

這份報告之所以引發轟動，不僅是由于細節的豐富程度——涵蓋從行政放權、打破壟斷到土地制度改革等領域，以及呼應近來官方頻發的改革呼聲，提出了未來10年的改革路線圖；也由于該報告的兩位牽頭者特別引人注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主任李偉和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前者曾經是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的秘書，后者則被媒體認為是新一屆政府的重要經濟“智囊”。

事實上，這不過是千百份試圖影響決策的報告中的一份。南方周末記者發現，自稱已送達決策層的方案就有10個。

除了官方智庫，民間智庫、海外投行等各種機構也以各自的渠道和方式，向決策層或者公眾“推銷”自己的改革方案。

眾多智庫的運營者能感受到的一個明顯變化是，“新一屆領導班子”對智庫的重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前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對智庫建設專門做了批示，要發揮智庫的作用。“這一次聽取智庫的意見范圍更廣，也是因為全面改革，涉及的領域比較多。”

“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

“我們要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能夠把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宏觀決策的政策建議提上去。給政府提建設性意見，有可行性才提，沒有可行性就不提。”

這些方案最重要的推銷對象，便是決策層。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將報告送達最高層？

在諸如國研中心、社科院這樣的官方智庫體系內，報告的上送下達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對于民間智庫來說，這一環至為重要，但也至為困難。

有趣的是，在民間智庫體系內，也存在“貴族”和“草根”的不同通路。

比如，鄭新立所在的國經中心盡管屬于資金自籌的“民間智庫”，但實為民間中的“貴族”。2009年成立之初即以122人組成的跨經濟、學術、外交和政府高層官員的超豪華領導陣容，被媒體稱為“中國最高級別智庫”。

據鄭新立介紹，這次國經中心提交的改革方案，主題是“建立一個能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具體對策和建議包括，建立衡量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分配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創新、放寬金融行業準入、土地制度改革等內容。

他們提出“借鑒波蘭國有經濟改革的經驗，以現有的管資產為主轉變到管資本為主，把國有企業交給這些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下面再設立若干股份制公司，跟其他企業展開平等競爭”；在鼓勵創新方面，建議“鼓勵將大學的研究成果用于實踐，允許大學參與所得分成”。

這套方案正是由國經中心理事長、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掛帥”，“組織了一個比較強大的研究班子”。鄭新立介紹，報告直接送給了最高層。

這個高層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官組成的智庫，顯然被&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