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與寫作相關的生活細節

與深圳體育場發生過的那唯一的一次關系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跡。那場我沒有完全看懂的橄欖球賽讓我對自己在寫作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心平氣和了。我知道推進的艱難是寫作的宿命,更是我的寫作的宿命。我知道我必須咬緊牙關。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有兩份“第一份工作”。這“一分為二”的經歷深化了我的“寫作之謎”。

1985年7月,我從北京航空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畢業。按照國家的分配計劃,我被分配到位于株洲郊區的南方動力機械公司。我的第一份工作“應該”是公司屬下的工藝研究所里的電腦程序員。

這“應該”的第一份工作令我極度沮喪。理由主要有兩個:首先,我不想成為電腦程序員,不想繼續遭受計算機的折磨;第二,我不想遠離省會長沙。長沙是我成長的地方,也是當時在文學界極為耀眼的“湘軍”的大本營。

我拒絕服從分配(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壯舉)。我的檔案被沿著計劃經濟冰冷的軌道發往了株洲郊區的南方動力機械公司,而我自己卻通過家庭的關系進入了位于長沙市中心的湖南省電子研究所。我成了研究所銷售部里的一名無關緊要的推銷員。

這“不應該”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工作解決了上面提到的兩個“不想”,卻并沒有減緩我的沮喪。我所在的銷售部就像研究所里的其它部門一樣,也是人滿為患的機構。這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將我帶進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辦公室,讓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到了“上班”的無聊。這種無聊的感覺為叛逆的長篇小說《遺棄》奠定了心理和生活的基礎。

從我正式上班那天開始,湖南電子研究所的人事部門就在與南方動力機械公司的人事部門交涉,希望他們能夠放出我的檔案。那種令人窒息的交涉讓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與小說中被“城堡”拒絕的土地測量員相反,我是“城堡”堅決不肯放走和放過的電腦程序員。“轉機”出現在1985年底的一天。那一天,電子研究所的人事干部通知我他們不會繼續努力了。這意味著我自選的第一份工作終于夭折了。我必須回到國家為我計劃好的第一份工作中去。

1986年春節過后不久,我走進南方動力機械廠的人事處,交上了我的報到證。人事處干部們勝利的目光讓我對“城堡”的生活充滿了恐懼。

作為“唯一那個不服從分配”的人,我經常會遭遇那種勝利的目光,也經常會領教各種“特殊”的待遇。我很清楚,在進入“城堡”之前,我已經被貼上了反面人物的標簽。這叫“本質先于存在”,與我熟悉的存在主義基本原理正好相悖。上班大約兩個月之后,我意識到不管是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還是為了自己的文學前途,我都不應該再在那座將我當成異類的“城堡”里繼續忍受下去了。

然而,我的調離如“蜀道之難”。最開始,人事處拒絕受理我的申請。他們說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必須工作滿五年才有資格申請調離,他們說這是國家的規定。經過兩個月誓不罷休的周旋,他們的說法變成了我的調動問題將會提交到公司領導的全體會議上去討論。我至今也不理解像我這樣一個無關緊要的職工的調離為什么要驚動公司的“全體”領導。

接下來的兩個月仍然沒有任何進展,因為今天有人出差,明天有人病休,公司的“全體”領導好像永遠也不可能坐在一起,關于我調離的討論好像永遠也不可能開始。

我終于失去了耐心。經過連續幾夜痛苦不堪的失眠,我帶著一份“絕命書”走進了工藝研究所負責人的辦公室。我的絕食已經開始了,我在“絕命書”里聲明,我將絕食到底,直到調離的申請獲得批準。

不到20分鐘,公司人事處長就匆匆出現在我的身邊。他一反從前的官僚態度,溫和地規勸我不要走極端,要想開一點。他口氣的明顯變化讓我意識到在過去不到20分鐘的時間里,公司的“全體”領導終于到齊了。我為自己準備用生命換取的效率留下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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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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