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子

“文革”結束，新的時代大幕開啟，“紅二代”中的絕大部分逐漸遠離聚光燈的中心，“就像擇菜一樣，他們被時代篩選下來了”。

無論世界怎么變化，他們是“國家之子”，更在意于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門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瑯滿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燈和船形霓虹Logo環繞著，卻把一首《盼紅軍》唱得嘹亮。

他們來自“北京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高級干部與將軍的子女，正為一個大日子準備著——下個月在遠望樓賓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1個多月的排練，老人們已經唱熟了10首紅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為標題開頭。

“我們是‘紅二代’，沒有理由唱不好！”排練間隙，身穿一身紅衣的會長徐文惠從長凳上站起，為團員鼓勁。她是徐海東大將的女兒。

74歲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幾乎自費支撐著所有的活動。“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練間隙她說，“我們要將紅色文化代代傳下去，永不變色。”變色的危險來自哪里呢？——“美國不是要讓我們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變顏色嗎？”

這個群體自視為革命傳統的繼承者。歷史研究者米鶴都認為，“紅二代”這個詞，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國成立后，行政級別達到13級以上的被稱為高級干部。

2013年，“紅二代”再次躍入公眾視野。“陳小魯道歉”、“秦曉孔丹之爭”、“任志強出書”等事件賦予了這個群體更豐富的色彩和內涵。

時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變為今天的“紅二代”。時間讓他們衰老，也讓他們分道而行。與依然站在聚光燈下的那些同輩人不一樣，更多的則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門、西山，對于這群特殊的紅二代來說如今只存在于回憶之中，但他們仍以自己的方式高舉父輩的旗幟。他們集體行動、積極發聲，各式各樣的聯誼會與合唱團是他們延續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載體。他們缺乏隨時占據媒體版面吸引公眾目光的能量，卻更在意于表達自己與往昔歲月的淵源。

父輩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開國元勛文化促進會，成員平均年齡60歲，年邁者已近80歲。他們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副部級以上官員的子女。老人們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為了排練，每次往返要坐4個多小時車。

每首歌唱完，64歲的指揮李曉津都會反復強調：“要像當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樣，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們都很認真，不停自我糾正。排練一個配樂詩朗誦的節目時，一名團員仍琢磨著文字——他不太滿意“把勝利旗幟插在蔣總府的大樓門上”這句話，想把“蔣總府”改成“蔣匪府”，他覺得這樣更有氣勢。

在北京，活躍著許多類似團體。3年前，徐文惠還在另一個“紅二代”組織——“將軍后代合唱團”。在這個2008年成立、擁有兩百余名成員的團體里，徐文惠擔任副政委，隨團“唱遍”了中國。

“力圖辦成一個將革命理想傳幫帶的大家庭。”她說。

合唱更多的是抒發理想、表達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講究。李曉津記得，“將軍后代合唱團”曾赴重慶演出。演出結束后大家被薄熙來叫去談話，批評表演“不夠專業”。后來，合唱團為此砍掉了一個節目。

在徐文惠看來，即使歷經磨難，紅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父親株連，她被關押數年，此后背負著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潰。直到1987年，在父親昔日戰友王震的幫助下遷居香港。自小習慣了軍隊生活的徐文惠，卻始終無法適應“資產階級的生活”。

1997年，母親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決定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