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釘子戶”事件給法律一個機會

方舟評論

　　喧嚷已久的重慶“釘子戶”事件，迄今為止，應該說仍是良性的。孤島小樓屹立不倒，既是弱勢一方即吳蘋夫婦頑強抵抗的象征，也宣示了強勢一方一定程度的克制。尤其值得欣慰的是，物權法的通過，為公眾關注“釘子戶”事件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視角。上百家媒體、數千萬網民卷入其中，轟轟烈烈的報道、評說、質疑和爭論，其對普及物權制度常識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說是無法估量；其對人心的深刻影響，是多少堂課、多少本書都難以企及的。
　　而如果就“釘子戶”事件展開更為長程和多面的思考，我們或將獲益更多。
　　“釘子戶”事件總的原因，當然是物權法闕如，財產關系不規范。但是在物權法生效之后，就肯定能杜絕類似“釘子戶事件”這樣的物權沖突嗎？不能不承認，“釘子戶”事件提出的很多問題，其實是現有物權法無力回答的。
    “釘子戶”事件爭執的一個焦點，是對于公共利益的認定。吳蘋夫婦以開發項目的商業性，來否認其公共利益性質；地方政府則以關系當地居民居住質量為由，來突出其公共利益性質。那么究竟有沒有公共利益？如果有，其公共利益究竟到何種強度？認定其有無公共利益，應該具備哪些條件？經過哪些程序？在物權法出世之前，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找不到一個權威的、公認的標尺，所謂公共利益就只能各執一詞。公共利益無法具體定義，導致利益邊界的混亂，任何一方的過度擴張，都必然引起另一方的過激反應，最終使整個利益生態失衡。
    對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的私人利益實行平等保護，是物權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但這個原則要能夠落實，前提必須是對公共利益做相對精確的界定。但遺憾的是，在這點上，物權法不具備可操作性。而整個行政法體系，也對公權行為尤其是公權的征收征用行為缺乏有效約束。這種狀況如果維持下去，一方面難以避免一部分人躲在公共利益這個盾牌的后面，繼續侵犯另一部分人正當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真正的公共利益也很難建立起信用，很難得到公民的尊重，當真正需要為了公共利益規范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時，就會很難行得通，真正的公共利益也就很難保障。
    不僅物權法本身尚待改進，與物權法相關的其他法律法規，尚待改進之處尤多。早就引起激烈爭議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即為一例。正如部分專家指出的，這部條例“完全以城市改造為目的，民生利益靠邊站”。這既不符合憲法原則，也與物權法平等保護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的私人利益的旨趣相抵牾。像這樣的法律法規如果不能有效清理，整個法制體系如果不能因應物權法而配套改革，物權法將很難落到實處，保護合法私產、平衡利益關系也就很難實現。
    政府改革跟整個法律體系的改革有著同等的重要性。政府作為第三方，應該在各個利益主體之間保持超然中立，從而在可能的社會沖突中保持其仲裁者的本色，這是實現利益均衡的一個基本要件。但是在“釘子戶”事件中不難發現，地方政府并不是第三方，而竟與開發商同氣相求，成了當事方。整個沖突中，第三方實際上一直缺位。即便是司法機關，也因聽命于地方而喪失了中立性質，在吳蘋夫婦眼中威信掃地。
    在現存框架內，解決“釘子戶”事件的制度資源很不夠，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正是這個基本事實，使雙方僵持至今。媒體的狂歡當然是有道理的，但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狂歡的層面上，不應該糾纏于雙方的恩怨是非，而需要深入思考整個事件的宏大語境。吳蘋夫婦的抵抗，既是對物權法的考問，對整個法律體制乃至制度文明的考問；同時也是一種呼喚，對完善物權法、改革整個法律體制乃至制度文明的呼喚。這種考問，這種呼喚，如果能更展開更深入，最終轉化為制度變革的動力，那將是善莫大焉。
    當然，在期待制度變革的同時，事件本身的妥善處置更是刻不容緩。如何使雙方的合法利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使雙方都有體面的退路，雙方都是勝利者，這既是對重慶的一個考驗，也是重慶的一個機會。類似的物權沖突是困惑全社會的普遍現象，妥善解決這樣的個案，無疑可以提供具有借鑒意義的普遍經驗，從而推動中國的民主和法制進程。否則，愈是僵持下去，愈是強制和對抗下去，解決問題的成本就愈大，很可能是雙方都難以承受的。
（責任編輯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