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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的艱難（十一）從制度面支持被害人與家屬

我接觸死刑這個議題，是從蘇建和案開始的。這個案子里有四個人被判死刑：王文孝、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勛。王文孝是軍人，軍法速審速決，很快就定讞槍決了；蘇建和等三人，在死刑定讞以后，奇跡似的獲得再審的機會，又奇跡似的在二○○三年被判無罪；我們的司法很少有這種勇氣，敢把一個先前被判死刑的案件改判無罪。

這個無罪判決后來被最高法院撤銷，全案又發回更審。不久前，終于再度獲得無罪判決，但仍未定讞。我演講時如果提到蘇案，很多人都很驚訝：“咦，他們不是出來了嗎？”很多司法的冤案都是如此，當事人感覺到錐心之痛，大半的青春都被浪費掉了；但旁觀者感覺不到，還以為案子早就了結了。

蘇建和案使我開始思考死刑的議題。大部分反對死刑的人，都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思考以后，才慢慢走向這樣的立場；我也不例外。在這個思索的過程里，很快襲上心頭的問題就是：那被害人怎么辦？ 被害人家屬怎么辦？在這一波的死刑爭議里，也有很多人，基于疼惜被害人的心情，而支持死刑。

疼惜被害人的心情我也有。一九九六年彭婉如遇害，我與一群朋友發起“女權日”，紀念彭婉如與其他的性暴力受難者。我寫了一篇《殺女人的年代》，在文中舉了好幾個案例，因為，我不想忘記這些受害者，不管是因為擔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而受到矚目的彭婉如，或者其他不受矚目的，平凡的女人。我寫下來，是基于簡單又真摯的情感：不想忘記她們，不想讓她們無謂的消失。

寫《無彩青春》的時候，我很仔細的看了刑案現場照片。我想要記得。“我看著吳銘漢與葉盈蘭的臉，想著：在拍這照片的幾個小時以前，他們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樣，有溫度，有呼吸，有散亂的念頭，血液規規矩矩的在血管里奔流。我安靜凝視他們在世間的最后造型，我想要記得。任何死亡都是莊嚴的，即使這么莽撞的罪行，也無損其莊嚴。”我在書里這樣寫著。

我訪問了吳銘漢的哥哥吳唐接。這么多年來，當蘇建和等三名被告飽受折磨的時候，吳唐接所承受的，又何其多？血案發生以后，他一肩扛起所有的事情：照顧老媽媽，以及幸存的一對姐弟。

我訪問他的時間約是二○○三年，再審宣判無罪。所有證據地毯式的查過一遍，法官認為罪證不足，但是吳唐接先生仍然堅決認為，蘇建和等三人一定有作案。如我在書中透過法院卷宗詳細論證的，起訴此案的崔紀鎮檢察官、一審判死刑的湯美玉法官，該查的證據沒有查，訊問筆錄不實，靠著王文孝顛三倒四的口供就草率將三人定罪；但是在吳唐接先生心目中，他們兩人是最好的檢察官與法官。

我應該對他闡述“無罪推定”的真諦嗎？我應該與他辯論這個案子里執法人員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