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倡議建立儒家文化特區對話北京大學教授張祥龍
2001年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的張祥龍教授提出了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的想法。12年過去了，可行性有多大？張祥龍稱，“總的思想方向沒有根本變化”，儒家文化保護區“不是為了提出一個烏托邦，也主要不是對現代性反感而逃避?！彼J為，儒家特區就是公天下。
責任編輯：陳斌 實習生 王穎
這不是為了提出一個烏托邦，也主要不是對現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對儒家、中國文化甚至人類未來的思考。
我不認為專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當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絕不歧視婦女。儒家特區就是公天下。
2001年7月，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的張祥龍教授發表《給中國古代瀕危文化一個避難所：成立儒家文化保護區的建議》。文章建議，借鑒“一國兩制”的先例和“特區”的舉措，劃出一塊地方，方圓百里或百公里的保護區，盡可能地采納儒家的經國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終生乃至世代傳承儒家道統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維持這樣一個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達到任其自行而無礙，與世無爭而潛潤世間的境地。
建議發表后，且不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構想。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強烈的愛護之心，對現代化可能出現的問題有深刻洞察，但開出的藥方，極難實施。
十二年過去了?，F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務，我們是否可能走出一條更好的現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現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種新的試驗——它保留傳統那些美好的生存結構與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現代文明的優點？
南方周末本期“大參考”請張祥龍教授分享他這十二年來對“儒家文化保護區”的新運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賴讀者諸君自行體會。
“現代性”也有可怕之處
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了解您的人覺得您是對傳統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愛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覺得這簡直是“逆潮流而動”?，F在您的想法有什么變化？
張祥龍：總的思想方向沒有根本變化，但我對如何實行有了新的思考。
這不是為了提出一個烏托邦，也主要不是對現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對儒家、中國文化甚至人類未來的思考。目前人類主流的生存狀態很有問題：高科技對人類存在的重大威脅，把人類各民族的命運都綁架了。它雖帶來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東西消失。這是我提出設立儒家文化保護區的兩個原因。
人類精神的貧乏化是災難性的。儒家文化特區會給我們帶來不同的生存啟發，為人類提供一種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難所，為未來提供另一種選擇可能。
戴志勇：人們一般都將現代化理解為理性的運用、人權的保護、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對世界與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險、過度商業化，如馬爾庫塞在《單面人》里批評的現代人的生活狀態。這種物化趨勢，根源是什么？
張祥龍：你說的恰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觀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計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無上，個體主義的自由追求，這是現代性金幣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導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種理性的楷模；還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藝術與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導致“單面人”的生活狀態，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維度減少，只能在物質商品中找一時滿足。
說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對象化的思維方式，認為對象才是真實的，而對象是可被算計和追求的。智慧者卻看出這不可能是終極的真實者。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內在豐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對象可以窮盡的。有道性的思維方式就不會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
戴志勇：現代化是否也有一種機制，對物化傾向有一種抵抗與平衡？
張祥龍：在美國留學時，我參加過他們教會的活動，有些年輕人至少受到熏陶。他們對現代化的物化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沒信仰的年輕人要強。雖然這一類人對社會風氣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國，人數不是很多。這種信仰對現代性帶來的根本性問題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較小，達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對家庭問題的看法。
現代性破壞的首先是家庭，從長遠看，這是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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