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統掌生殺大權開啟時代

“人命關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級法院院長各簽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邕^這一天，殺或不殺，一律由最高法院說了算。

　　3天前，陜西高院院長也簽署了死刑令，處決“殺人狂魔”邱興華。

　　如果邱案二審死刑宣判日越過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將上報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該庭發至刑四庭。在去年擴充而成的5個刑庭中，刑四庭負責復核西北地區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將由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如作出核準裁定，法官須提訊邱興華，讓他作最后的申辯。按最高法院以往核準慣例，若合議庭成員難以形成一致意見，庭長將召集副庭長、審判長召開庭務會議，進一步會議；如此還無法決斷，將上遞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形成最后的復核意見。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部分庭長和專職委員組成，該委員會形成的意見為最終意見。即使非重大爭議性案件，死刑案件進入最高法復核程序，也必經三道關：合議庭、庭長、主管院長。時限冰冷，邱興華無緣得到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從1980年開始，中國其他高級法院也像陜西高院一樣，執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終審裁決和死刑復核二權。結果往往是，二審法院作出死刑判決時，死刑核準的戳幾乎同時蓋上。

　　在高級法院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沒有機會向最高司法機關的法官直接陳情。無奈之下，4年前，同樣來自陜西的律師朱占平闖進最高法院，為他的當事人董偉鳴冤。當他踏進李武清法官的辦公室說明來意時，董偉已被押至刑場。

　　朱占平沒有把董偉從鬼門關拉回來，但他此舉引發了對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法院的更高呼聲。據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回憶，大規模地討論死刑復核程序、死刑存廢也就是近四五年來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對立法無能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個一個地?！?。董偉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條命。這6起“可殺可不殺”的案件，二審法院都采納了他的辯護意見，將死刑立即執行改為死緩。也因為董偉案，朱占平從一個普通的刑事辯護律師，開始行走于各種學術會議，研討死刑復核、死刑存廢，成為力促“慎殺少殺”的實務界人士。

　　刑法學專家陳興良由此案出發，編撰《中國死刑檢討：以“槍下留人案”為視角》一書，從實體法、程序法上全面檢思中國死刑制度。該書中，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當前條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數量的可行和應循之道。

　　畢竟“人命關天”。按中國社科院刑訴法學專家王敏遠的理解，“天”代表至高無上的權威，古時，“天”就是天子，死刑須經皇帝御筆欽準?，F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須由一國最高司法當局核準。在中國現行司法系統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關人頭落地，必須由它統一核準。

　　“從重從快”：歷史的痕跡

　　由最高法核準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國的刑事基本法對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訴法都有相應規定，1996年、1997年分別修訂后的兩法對此也未作改動。

　　在這期間，最高法卻沒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復核權。殺人、搶劫、強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級法院核準。

　　“幾乎是新法剛通過就馬上下放了?！毙淘V法專家陳光中回憶，首部刑訴法通過后，“嚴打”斗爭剛好開始。鑒于當時嚴峻的治安形勢，從重從快懲治犯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部分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死刑案件核準權下放給高級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通過決議，將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法院組織法，把這一做法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訴法專家樊崇義曾在1984年帶領學生到河北參加“嚴打”。他告訴本報記者，那時唐山“菜刀隊”橫行一方，晚上當地人們都不敢出門，全國其他地方也頻發惡性案件。刑法專家高銘暄說，當時“似乎有點管不住了”。

　　整個刑事政策開始呈現高壓態勢?！傲⒎ㄉ显黾幼锩?、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來很長時間內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種，1982年部分經濟犯罪開始適用死刑，與之同時，單行刑法頻頻頒布，到1995年單行刑法達24個，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 種，翻了將近3倍。

　　為了實現“從重”，有些法院“頂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罰裁判?！爱敃r，可殺可不殺的，很多都傾向于殺?！标惞庵姓f。

　　較之高級法院，最高法復核還有另一特點：進度慢，無法滿足“從快”要求。宣東對此深有體會。他在黑龍江省高級法院、最高法院分別當過10年的死刑復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辯護律師。

　　在宣東看來，“慢”的原因有兩個。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難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復核，對案件一旦發回重審，又將經過一、二審程序，反復冗長。

　　而要“從重從快”，死刑命簽握在高級法院手中更為有利。正因如此，這種狀況持續了二十幾年，盡管在立法規范上，兩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組織法存在明顯的矛盾。

　　隨著“嚴打”的進一步深入，個別錯殺案件被公開。陳光中記憶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兇在洛陽被發現時，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執行槍決。在當時，公開的錯案并不多見。

　　1990年代后期，時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沈德詠撰文指出，“近幾年，某些地區實際適用死刑偏多，個別地區甚至出現錯殺，原因固然很多，但與死刑復核權下放不無關系?！?/P>

　　在反思“嚴打”中，死刑復核權歸位的問題隨之被提出。學界開始謹慎地討論中國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時，這個問題尚未走進公共視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訴法，在死刑復核權問題上，立法依然維持和法院組織法的矛盾狀態。

　　從結果看，死刑復核權似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實際上，在修法過程中，學者、立法機關都不曾回避這個問題。有學者回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一次座談會后說，“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是他的一塊心病”。

　　經過十幾年的持續下放，復核權已被打上地方性權力的色彩。宣東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講社會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權也是收回的障礙之一。

　　是按法院組織法改、由高級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準權，還是廢除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按原來刑訴法規定由最高法院統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過程中有過多次討論。

　　王敏遠參加過其中一次座談會。會上，多數學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機，收回下放的復核權。一位學者反問道，在現有條件下，不擴編建樓，最高法應付得了嗎？這一問，把先前發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陳興良看來，人的生命是天地間最寶貴的，如果僅僅因為物質條件不承擔法律授予的死刑核準權，這個理由無論如何都難以成立。物質問題的背后實際上是思想認識問題。

　　諸種障礙面前，1996年刑訴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組織法難以講和。陳光中稱，立法者也意識到，法院組織法規定部分下放是臨時的，終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發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訂后的刑法正式實施之日起，依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3條的規定，仍授權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其已獲得授權的死刑案件核準權。這是1980年以來，最高法院第8次下發授權通知。最高法明示繼續授權的動因：目前治安形勢以及及時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準權復位

　　學界對1996年、1997年修法時收回復核權的期待化為泡沫。用高銘暄的話說，1997年理應收回。但他也承認，那時物質準備、法律準備都沒有，“思想上也需要轉一轉”。

　　這一轉又過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由原有的兩個擴至5個，人員從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為此，還增配了兩名分管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兩名專司刑事審判工作的專職審判委員會委員。京城東便門附近，專門的死刑復核大樓正在裝修中，今年將投入使用。

　　10年前難以解決的擴編建樓，目前都已實現?！皩拠老酀币渤闪诵淌滤痉ń绲闹髁髟捳Z。

　　“這是黨中央下的決心?！标愋l東教授反復強調。他是刑事訴訟法方面的權威專家，參與核準權復位的全程論證。

　　死刑核準權牽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權分配，有專家向本報記者透露，如果沒有中央的強力支持，恐難一步到位。

　　核準權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訴訟程序改革。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任務。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領導小組開始醞釀司法改革初步意見，陳光中作為專家代表參與了研討。他告訴本報記者，死刑核準權的收回被列為改革的頭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發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改革目前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準權的做法，將死刑案件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痹谀悄甑娜珖舜髸h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同一年，為廢除死刑而戰的法國著名政治家、律師羅伯特·巴丹戴爾訪問中國，與最高法院院長肖揚會面。巴丹戴爾曾對外透露，肖揚承認從哲學上說廢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認為中國目前還沒達到那個階段。

　　盡管廢除死刑尚不可能，但從程序上嚴格控制死刑已經進入高層視野。2005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中國正在著手進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準權到最高人民法院。我們將用制度保障死刑判決的慎重與公正?！?/P>

　　慎用死刑也是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在北京召開的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上表示，中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公約涉及的重大問題，一旦條件成熟就將批準。

　　“重大問題”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訴訟程序。公約全面規定了公正審判的國際標準，死刑核準的規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復核程序在內的刑事訴訟程序，關系中國批準該公約的進度。此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曾在不同場合表示，中國致力于盡快批準公約。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陳衛東、樊崇義、陳光中、龍宗智等4位刑訴法專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漢，為死刑復核權收回獻計獻策。高銘暄、王作富、馬克昌、陳興良、趙秉志等5位刑法學界的知名學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與會專家向本報記者表示，那是他們參加過的最高規格的座談會。最高法院的領導全部到場，連續兩天聽取學者們的意見。會上，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傳達了中央在死刑復核問題上的意見。在那之前，肖揚曾就該問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專題匯報。據悉，政治局全體常委在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法院的相關問題上，達成高度一致。

　　緊接著的12月，最高法院發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對案件重要事實和證據問題提出上訴的死刑第二審案件，一律開庭審理；2006年7月1日起，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這一舉措是死刑復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審不開庭也是導致錯殺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學刑訴法教授陳瑞華認為，死刑案件如果二審不開庭，一審中出現的問題就將順利越過二審，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讓二審法院全部開庭，能為最高法院把好關。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從下級法院選調的法官也陸續進京到崗。2006年4月1日起，他們開始接觸案子，與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進行審判業務上的磨合。2005年公開招錄的應屆畢業生也結束了基層法院的鍛煉，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報到。

　　“最高法院專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準權復位后最顯著的變化，將是死刑犯的大幅減少。在業內人士看來，減少50％并非大膽的估測。

　　“由最高法院核準，雖然速度慢，但能保證質量?！毙麞|說。確保死刑案件的質量，正是此次核準權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開的第五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肖揚總結了10年來刑事司法工作的經驗。其中一條是，堅持司法公正優先，兼顧訴訟效率。效率必須服從質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從重從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復核法官稱為專司殺人的法官，董偉“槍下留人”案中接見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糾正說，最高法院的法官專司刀下留人之職。

　　“我們專挑下級法院裁判毛病，對下級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報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痹谝粓鲋型庑谭ㄑ杏憰?，李武清這樣介紹。

　　“可殺可不殺的，在過去可能殺了，收回后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狈缌x說。不過，多數專家都有這樣的擔憂：可殺可不殺的不殺，這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屬乃至社會，都將帶來沖擊。

　　“殺人償命”這一簡單報應觀念，多數中國民眾視之為天經地義。就在面對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興華，民間輿論起初也一邊倒地認為“他殺了那么多人，理應被殺”。樊崇義認為，人們首先應當正視的是，殺人并不都得償命，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罪犯。何謂“罪行極其嚴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訂相應的量刑指南。

　　陳衛東的擔憂是，1979年恢復法制以來，最高法院還沒全部行使過死刑核準權，沒有可供借鑒的經驗，加上現在社會矛盾迭出、人們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時間內可能難以轉變觀念。另外，地方黨政部門能否正確對待最高法院的核準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響，也將關系死刑核準的質量。

　　中國死刑案件審判的新時代已經到來。京城里的刑事辯護律師大都摩拳擦掌，宣東已經收到全國各地十幾個律所的邀請，想與他合作死刑辯護業務。但是，死刑核準階段律師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懸而未決。

　　學者們則希望，死刑核準權的收回只是中國廢除死刑前一段無須太長時間的過渡。

　　高銘暄有個時間表：到2021年時，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減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國消失。就像巴丹戴爾所相信的那樣：人類對生命的尊重，最終將會戰勝對罪惡的恐懼。（實習生黎誠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