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要拍什么？——對話侯孝賢
侯孝賢立刻起身，用粵語說：“我要去吸煙了，不吸頭暈得很?！闭f罷，排開眾人徑直走出去。轉眼間，他那矮小而有些蒼老的身影就淹沒在年輕學生的人潮之中。
背對觀眾也不意味著跟觀眾隔離，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對市場的電影是做不到這點的
小時候看了很多武俠小說
人物周刊 ：為什么要拍唐傳奇《聶隱娘》？
侯孝賢：這個想法30年前就有啦，因為我小時候看了很多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以前感覺這個空間不夠大，現在很多人都拍過這種古裝武俠片了，我覺得自己也可以來試試，看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東西來。
人物周刊：前幾年大陸也拍了一些古裝大片，票房可觀但評價不高，你想拍的是什么樣的武俠片？
侯孝賢：我現在也不知道，要拍出來才能知道。創作基本上是一個尋找的過程，現在很多想法還沒具體化，所以自己都不知道結果會怎么樣。
人物周刊：內地張藝謀、陳凱歌的古裝大片《英雄》、《無極》，似乎都不受認可。你對此有何看法？
侯孝賢：沒有看法，因為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導演的想法都不一樣。
我像海邊捕魚的鳥一樣，有特別的嗅覺和眼光
人物周刊：最近李安的《色·戒》大賣，同樣改編張愛玲作品，你的《海上花》票房上并不盡如人意。你怎么看票房問題？
侯孝賢：李安的我不談，談別的吧。電影和票房的關系其實很簡單，如果你真正要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每個人也不一定要做同樣的事。
人物周刊：阿薩亞斯說你的電影都是在外國籌資的，是嗎？
侯孝賢：差不多。從《好男好女》開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投資，在臺灣沒有肯給我投資的嘛。
人物周刊：臺灣的輔導金制度對導演幫助大嗎？
侯孝賢：我也有用到這個輔導金，后來很長時間不去申請了，讓給別人嘛，你自己能開發外面的資金就去開發吧。不過我開發來開發去不是日本的就是法國的。（笑）
人物周刊：你說過，要背對觀眾拍電影，難道就真的沒考慮過市場嗎？
侯孝賢：如果想面對市場，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業化就商業化，無所謂，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條路。背對觀眾也不意味著跟觀眾隔離，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對市場的電影是做不到這點的。
人物周刊：朱天文說你基本上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個說故事的人，你同意嗎？
侯孝賢：別人看可能更準吧，我就感覺自己是個野人，野人也可以有詩意的。拍電影需要自覺才能做好，有時候好像你知道很多，但我告訴你，什么都做不出來的。
我告訴你，每個作者只要個性很強的話，都會給人詩的感覺。詩有什么不好呢？邊緣是通往中間的捷徑，在邊緣才能凸現中心，這是大江健三郎說的，說得很準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電影和文學的關系？
侯孝賢：電影和文學不是相輔相成的。文學有一種很個人的東西，那種累積出來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學的多樣性，而電影是一個掠奪者、收割者。臺灣有一句話叫割別人稻尾，就是割人家的稻穗，人家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我們去割人家的，電影對待文學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拍的《海上花》也是改編文學作品。
侯孝賢：《海上花》比較特殊，很多人讀不下去，有人硬攻，攻了三次都沒讀完，但我一看就愛不釋手。這個是很典型的，一般人都沒有辦法看透，我就像海邊捕魚的鳥一樣，有特別的嗅覺和眼光，也不是說厲害不厲害，就是特別有感覺。
臺灣背著華人傳統的一個包袱，這個包袱也是它的特色
人物周刊：你說過自己百分百非藍非綠，又說永遠站在政權的對面，那么，你覺得電影和政治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呢？
侯孝賢：創作和政治是不相干的，他們根本不會理我們。以前臺灣也有束縛，不過我們照拍，也被罵得很慘。有時候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要把自己的創作力和精神體力都消耗在那兒。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些東西還要去做，那就去做一個社會運動者吧。如果是要做電影，在藝術上做到什么程度，我告訴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想做什么片都可以做，也就是說做得別人都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但這種如果做得太深了反而沒用，因為人家要能理解了才有用的。還有一點比較好玩，我參加過各種政治組織，知道了臺灣的一些群體像新原住民所受到的傷害，這反而讓我的事業更寬廣，讓我在創作上更有力量。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就看你怎么調節。
人物周刊：政府對于電影創作應該保持什么樣的態度才比較好呢？
侯孝賢：政府要做的只有他要怎么看待電影，對電影的定義是什么。它是個工業？OK；它是個文化？OK；兩種都并容？也OK。如果真的認為電影可以帶動一個地方的繁榮，就真的要下很大的心思才能做得到。
人物周刊：朱天文說，從以前到現在，臺灣從來就沒有過電影工業。你覺得呢？
侯孝賢：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簡單，只有一個很大的市場才能稱為電影工業，沒有市場就沒有電影工業。美國有，內地可能會有，但現在也還沒有，還早。工業會有一個生產性，這會變成一個負擔，因為它的體系非常龐大，要動用的東西非常多。我感覺這與臺灣在電影上要扮演的角色不太適合。
如果從電影工業這個角度來講，臺灣電影要找另外一個途徑，培養一種另類的、跟主流有所區別的、一種實驗性和開發性的電影小工業。而且，就算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也需要一些小的開發性的電影。
人物周刊：在臺灣的電影院線被好萊塢占領之后，你認為臺灣電影的路應該怎么走？
侯孝賢：臺灣跟大陸不一樣，跟香港也不一樣。臺灣還是背著華人傳統的一個包袱，這個包袱也是它的特色，就是偏遠的地方反而能保留一些比較純正的東西。臺灣的這個特色，可以讓它在華人電影世界里占有一個研發、實驗的功能，這對華人電影有一個梳理和促進的作用。一個成熟的大市場里，要有大片，也要有小片小制作的生存空間。但現實是，有時候可能要賠錢的，導演要把房子賣了來抵押。
人物周刊：對于新導演，你有什么建議？
侯孝賢：剛開始拍電影都是有困難的，要看你怎么做。我們以前拍電影的門檻是更高的，現在的門檻低，用DV什么的就可以拍。關鍵問題還是那句老話，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什么東西打動了你，讓你非拍不可？這個是point，不是說看別人拍什么好我也拍什么。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對虛榮的誘惑，因為這一行的誘惑是非常大的，你常常會在其中改變了方向。臺灣現在很多年輕人拍的電影是上去了就下不來，他們想的只是如何賺錢。
人物周刊：最近拍的《咖啡時光》和《紅氣球》，都是命題作文，這種工作方式哪些地方吸引你？
侯孝賢：與其花時間想去拍什么，還不如直接領人家的任務去拍吧。這個最快，而且別人還給錢。
人物周刊：跟你以前拍的那些電影有什么區別嗎？
侯孝賢：這些都是在國外拍的，跨國文化，當然不同了。電影是呈現生活的細節，你對日本了解嗎，他們的生活價值、生活習慣？這些你都不了解，法國就更不了解了。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可不可以拍呢？我就決定試一下。
采訪結束后，侯孝賢立刻起身，用粵語說：“我要去吸煙了，不吸頭暈得很?！闭f罷，排開眾人徑直走出去。轉眼間，他那矮小而有些蒼老的身影就淹沒在年輕學生的人潮之中。
（感謝卓伯棠先生對此文的幫助。）
小時候看了很多武俠小說
人物周刊 ：為什么要拍唐傳奇《聶隱娘》？
侯孝賢：這個想法30年前就有啦，因為我小時候看了很多小說，特別是武俠小說。以前感覺這個空間不夠大，現在很多人都拍過這種古裝武俠片了，我覺得自己也可以來試試，看看能不能拍出不同的東西來。
人物周刊：前幾年大陸也拍了一些古裝大片，票房可觀但評價不高，你想拍的是什么樣的武俠片？
侯孝賢：我現在也不知道，要拍出來才能知道。創作基本上是一個尋找的過程，現在很多想法還沒具體化，所以自己都不知道結果會怎么樣。
人物周刊：內地張藝謀、陳凱歌的古裝大片《英雄》、《無極》，似乎都不受認可。你對此有何看法？
侯孝賢：沒有看法，因為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導演的想法都不一樣。
我像海邊捕魚的鳥一樣，有特別的嗅覺和眼光
人物周刊：最近李安的《色·戒》大賣，同樣改編張愛玲作品，你的《海上花》票房上并不盡如人意。你怎么看票房問題？
侯孝賢：李安的我不談，談別的吧。電影和票房的關系其實很簡單，如果你真正要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每個人也不一定要做同樣的事。
人物周刊：阿薩亞斯說你的電影都是在外國籌資的，是嗎？
侯孝賢：差不多。從《好男好女》開始，基本上都是外面的投資，在臺灣沒有肯給我投資的嘛。
人物周刊：臺灣的輔導金制度對導演幫助大嗎？
侯孝賢：我也有用到這個輔導金，后來很長時間不去申請了，讓給別人嘛，你自己能開發外面的資金就去開發吧。不過我開發來開發去不是日本的就是法國的。（笑）
人物周刊：你說過，要背對觀眾拍電影，難道就真的沒考慮過市場嗎？
侯孝賢：如果想面對市場，也可以做得非常好，商業化就商業化，無所謂，只要拍得好就行。但我走的是另外一條路。背對觀眾也不意味著跟觀眾隔離，只是思考的路可能更深邃、更幽微，一般那些面對市場的電影是做不到這點的。
人物周刊：朱天文說你基本上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個說故事的人，你同意嗎？
侯孝賢：別人看可能更準吧，我就感覺自己是個野人，野人也可以有詩意的。拍電影需要自覺才能做好，有時候好像你知道很多，但我告訴你，什么都做不出來的。
我告訴你，每個作者只要個性很強的話，都會給人詩的感覺。詩有什么不好呢？邊緣是通往中間的捷徑，在邊緣才能凸現中心，這是大江健三郎說的，說得很準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電影和文學的關系？
侯孝賢：電影和文學不是相輔相成的。文學有一種很個人的東西，那種累積出來的能量才能造成文學的多樣性，而電影是一個掠奪者、收割者。臺灣有一句話叫割別人稻尾，就是割人家的稻穗，人家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我們去割人家的，電影對待文學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拍的《海上花》也是改編文學作品。
侯孝賢：《海上花》比較特殊，很多人讀不下去，有人硬攻，攻了三次都沒讀完，但我一看就愛不釋手。這個是很典型的，一般人都沒有辦法看透，我就像海邊捕魚的鳥一樣，有特別的嗅覺和眼光，也不是說厲害不厲害，就是特別有感覺。
臺灣背著華人傳統的一個包袱，這個包袱也是它的特色
人物周刊：你說過自己百分百非藍非綠，又說永遠站在政權的對面，那么，你覺得電影和政治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呢？
侯孝賢：創作和政治是不相干的，他們根本不會理我們。以前臺灣也有束縛，不過我們照拍，也被罵得很慘。有時候也不要看得太重，不要把自己的創作力和精神體力都消耗在那兒。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些東西還要去做，那就去做一個社會運動者吧。如果是要做電影，在藝術上做到什么程度，我告訴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想做什么片都可以做，也就是說做得別人都看不懂，你也看不懂，但這種如果做得太深了反而沒用，因為人家要能理解了才有用的。還有一點比較好玩，我參加過各種政治組織，知道了臺灣的一些群體像新原住民所受到的傷害，這反而讓我的事業更寬廣，讓我在創作上更有力量。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就看你怎么調節。
人物周刊：政府對于電影創作應該保持什么樣的態度才比較好呢？
侯孝賢：政府要做的只有他要怎么看待電影，對電影的定義是什么。它是個工業？OK；它是個文化？OK；兩種都并容？也OK。如果真的認為電影可以帶動一個地方的繁榮，就真的要下很大的心思才能做得到。
人物周刊：朱天文說，從以前到現在，臺灣從來就沒有過電影工業。你覺得呢？
侯孝賢：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簡單，只有一個很大的市場才能稱為電影工業，沒有市場就沒有電影工業。美國有，內地可能會有，但現在也還沒有，還早。工業會有一個生產性，這會變成一個負擔，因為它的體系非常龐大，要動用的東西非常多。我感覺這與臺灣在電影上要扮演的角色不太適合。
如果從電影工業這個角度來講，臺灣電影要找另外一個途徑，培養一種另類的、跟主流有所區別的、一種實驗性和開發性的電影小工業。而且，就算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也需要一些小的開發性的電影。
人物周刊：在臺灣的電影院線被好萊塢占領之后，你認為臺灣電影的路應該怎么走？
侯孝賢：臺灣跟大陸不一樣，跟香港也不一樣。臺灣還是背著華人傳統的一個包袱，這個包袱也是它的特色，就是偏遠的地方反而能保留一些比較純正的東西。臺灣的這個特色，可以讓它在華人電影世界里占有一個研發、實驗的功能，這對華人電影有一個梳理和促進的作用。一個成熟的大市場里，要有大片，也要有小片小制作的生存空間。但現實是，有時候可能要賠錢的，導演要把房子賣了來抵押。
人物周刊：對于新導演，你有什么建議？
侯孝賢：剛開始拍電影都是有困難的，要看你怎么做。我們以前拍電影的門檻是更高的，現在的門檻低，用DV什么的就可以拍。關鍵問題還是那句老話，你到底要拍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什么東西打動了你，讓你非拍不可？這個是point，不是說看別人拍什么好我也拍什么。你要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對虛榮的誘惑，因為這一行的誘惑是非常大的，你常常會在其中改變了方向。臺灣現在很多年輕人拍的電影是上去了就下不來，他們想的只是如何賺錢。
人物周刊：最近拍的《咖啡時光》和《紅氣球》，都是命題作文，這種工作方式哪些地方吸引你？
侯孝賢：與其花時間想去拍什么，還不如直接領人家的任務去拍吧。這個最快，而且別人還給錢。
人物周刊：跟你以前拍的那些電影有什么區別嗎？
侯孝賢：這些都是在國外拍的，跨國文化，當然不同了。電影是呈現生活的細節，你對日本了解嗎，他們的生活價值、生活習慣？這些你都不了解，法國就更不了解了。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可不可以拍呢？我就決定試一下。
采訪結束后，侯孝賢立刻起身，用粵語說：“我要去吸煙了，不吸頭暈得很?！闭f罷，排開眾人徑直走出去。轉眼間，他那矮小而有些蒼老的身影就淹沒在年輕學生的人潮之中。
（感謝卓伯棠先生對此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