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坐標·破局】“30%”的秘密 國企給大家“交”多少錢

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存在兩種不同解讀。最重要的不是上繳多少錢，而是在以各種名目返還國企后，真正能有多少用于民生支出。

“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一個多月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里，這是唯一一個具體到了數字的施政目標，頗為醒目。在決定正式公布之前，這句話就已被視為三中全會的“亮點”，廣為流傳。

但對于這個數字的具體意義，至今爭議紛紜。事實究竟如何？

兩萬億“第三財政”

首先需要梳理國家與國企利潤分配的歷史沿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作為政府的附屬，實行的是“統收統支”：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1978年，“企業收入”是中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源。

改革開放之后，這種僵化的機制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1980年代，國企獲得了“擴大經營自主權，適當留存利潤”的改革政策，利潤被允許適當作為獎勵，用于激勵企業經營者和員工，以打破“大鍋飯”狀態。

如何留存利潤，同期國家進行過多種嘗試。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一份報告回溯，當時中國建過利潤留存公式、試行過“利改稅”、實行過承包經營責任制。很多時候，企業的利潤留存是通過與政府的一對一協商來確定。

這種混亂的局面，終結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這年，國企開始實施“繳稅留利”政策，即“國家”對國企征收企業所得稅，并開征和恢復一些覆蓋國企的其他稅種，但不再參與國企稅后利潤的分配。

當時國企正處在艱難時期：企業還在承擔大量應由政府負責的社會保障責任，陳舊的經營和管理方式不適應市場競爭，國企大面積陷入虧損，反過來還給財政造成沉重的補貼負擔。

代表全民股東的“國家”完全放棄了利潤索求。這樣的手筆，為國企走出困境乃至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力的資金支援。在一些回顧經濟改革歷程的作品里，這被稱為“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