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下鄉VS村社互助 農地流轉的兩派試驗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后，農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牽動著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轉，誰來主導？流轉給誰？怎么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各界爭論不休。

南方周末記者記錄了這一領域里的兩個主要派別——分別主張由村社農民互助和主張資本下鄉——各自持續了四年的土地流轉試驗。

一場關于土地的大爭論正在中國徐徐展開，最新的爭議是2014年1月10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公開說，“決不允許城里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所謂‘逆城鎮化’行為”。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之后，農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牽動著決策官員、研究者和各路資本的目光。但是，爭論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這種分歧，從2013年11月底清華大學組織的一場關于土地流轉的研討會上可窺一斑。兩位演講者——李昌平和王世渝，發表了近乎針鋒相對的演講。某種意義上，這恰是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上兩個不同派別的對話，因為兩位演講者，均為多年親身參與土地試驗的“實踐派人士”。

這兩人都有或長或短的農村任職經歷——李昌平出身體制內，曾經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慶巫山縣官陽區當了三年副區長，當時就在大巴山“搞實驗”，用機械化、工業化的手段幫助農民生產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后十幾年他更多地投身于資本市場，先后參與設計海南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品期貨市場，并運作新希望、德隆系下農業企業等公司上市，自稱“農業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參與過”。

兩人對農村、農業與農民都極為關切，都認為自己站在農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國村莊，增加農民財富，并重建新的農村秩序。

兩人同樣都反對土地私有，反對土地向單一、壟斷的大資本集中，都反對以各種變通方式觸犯農業用地，堅持“要守住農業用地的底線”。

但在解決“流轉給誰、怎么流轉、錢從哪來”的問題上，兩人產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張效仿臺灣農會制度，主要通過“內置金融”在村莊內部解決；而王世渝則認為，遍觀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轉是中國今天的環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產業化，輔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認為對方的方案過于封閉和緩慢，而李昌平則認為“不懷好意”的城市資本覬覦的是工業制造衰落之后廉價的農村土地，以及最終可以轉化為能源的農業資源。他認為農民和農村集體應該在土地流轉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強勢的主導權，而“村社共同體”是農業產業化無法替代的農村秩序的內生機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兩人幾乎同時站在土地流轉金融試驗的原點，只不過其后四年，一個向左，一個往右。盡管他們都認同兩種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堅信自己主張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周末記者走進了他們的每一塊試驗田。

李昌平：“內置金融”試驗

在一個封閉的村莊里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范圍的，而且仰賴村干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開啟了鄉村試驗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掛牌成立。和中國的大多數村莊一樣，這時候的郝堂村荒蕪凋敝，全村兩千多人，一半勞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這個資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稱為“內置金融”，資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萬資本金——15個老人每人自愿繳納2000元股金，區里的支持資金10萬，李昌平出資5萬，外加7個發起的村民各2萬。

村子里的年輕人符合一定條件，就可以從互助社貸款創業。按照社員們“兩天兩夜吵出來”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于養老金發放，30%公積金，15%管理費，15%風險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養老金，已經超過了當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塊錢。其后三年，分別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資金互助社，互助社資本金超過兩百多萬。

這只是第一步。接著村里專門成立了一家綠園生態旅游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綠園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村支書。

郝堂村地處山區，村子面積很大，占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畝，人均0.9畝。這個城郊山區的村子，對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過去郝堂村的土地寧可荒著，也很少轉包。在村里，南方周末記者隨機詢問村民，得到的答復大多是說，“祖宗留的，誰的林子耕地都不轉包。”

因為一個特別的機緣，中央美院油畫師孫君來到這里，幫助郝堂村重新調整村莊水系，改造舊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