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評論】呈現更多真相，超越斗爭思維
繼陳毅之子陳小魯后，1月12日，開國大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等人也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引發了一場輿論大反思，擊節者有之，嫌棄者有之。在這種重大歷史問題討論上，尤其需要言論權利和良好討論氛圍的基本保障。事實都展現在陽光下，個人的道歉或悔罪才有堅實的基礎。
責任編輯：史哲 戴志勇 蔡軍劍
繼陳毅之子陳小魯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后，2014年1月12日，開國大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領頭在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貼第一張大字報的劉進等人也向受害者道歉，引發了一場仍在持續的輿論大反思。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戴紅袖章，成為紅衛兵運動走向全國的標志性事件。當時，由宋的姓名問答引發出“要武”二字，成為武斗的動源之一。“紅八月”，大量被認定為“黑幫”尤其是“出身不好”的無辜者在武斗中死亡。
冤死者需要正義，后繼者需要謹記，國家需要杜絕悲劇的再次上演。跟1966年宋彬彬的經歷一樣，近50年后的道歉與懺悔，也仍然具有標志意義。短短幾天，對這些遲來道歉的評析已如潮水。擊節者有之：宋的道歉是對個人、對家史、對國家未來的負責之舉；嫌棄者有之：宋的道歉不誠懇，多屬自我辯解；嘲諷者也有之：無論在&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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