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論（20130116）

N0.1 我的道歉

《共識網》 2014年1月12日 劉進

（原文摘編）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對不起受到傷害的老師、同學們。這種負疚感，讓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上面，或者歸結到運動中的身不由己，我應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

我感謝許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學，你們“文革”前受壓抑，“文革”中受打擊，你們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對階級斗爭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體的了解，幫助我打開視野、換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觀照自己時，有了更大的勇氣和持久的動力。

在對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1.“文革”和歷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采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長死于校園里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3.階級斗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斗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

4.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于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家才有安定。

我認識到，直面歷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喚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進和解。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尊重、寬容、互助和大愛，才能使侵犯人權、踐踏生命的悲劇失去滋生的土壤。

【推薦理由】道歉者劉進，為北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當年領頭在校園內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2014年1月12日，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北師大女附中當年的一些老師、學生及部分老師的后人聚會。劉進在安放著卞仲耘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