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臺灣左翼歷史的一頁
1949年4月6日，思想“左”傾的高三學生張光直因為與左翼學生溫景昆通信，凌晨在家里被捕，從此開始作為“政治犯”的牢獄生活。少年時代的張光直，是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又是“四六事件”的親歷者，這雙重身份，讓他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擁有不一樣的視角。
孫康宜在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一書的開篇就談及她父親與張我軍的交往和友誼，以及兩個家庭在艱難時世中的守望相助，其中有一段話對張我軍的兒子張光直（哈佛人類學家，已故）所撰寫的早年生活自傳《番薯人的故事》贊譽有加:“幸虧張光直教授在過世之前有機會寫這本早年的自傳，給歷史作了見證。但與其說它是給歷史作見證，還不如說它是在給生命做見證。我最不喜歡看別人寫控訴文學，我認為那是沒有深度的作品。張光直這本書之所以感人，乃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訴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在寫人。它一方面寫人的懦弱、陰險及其復雜性;另一方面也寫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性。”很早前就知道臺北聯經出版的這本回憶錄，可惜沒能讀到，如今北京三聯書店引入了簡體字版，可以讓像我這樣的對臺灣政治及其轉型歷史深感興趣的讀者一睹為快。薄薄的一本回憶錄讀下來，卻讓人撫卷良久，正如孫康宜所言，這里沒有控訴，只有呈現事實和人性，以及隱含在這種平淡敘述背后的價值執拗。
少年時代的張光直，是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見證者，又是“四六事件”的親歷者，這雙重身份，讓作者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擁有不一樣的視角。“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族群政治的原點之一，外省人攜威權政治余威和漢族中心主義之狂傲，壓制本省精英的族群沖突被鑲嵌到政治論述之中成為一種“歷史記憶”，但根據張光直的回憶，其實在“二二八”發生的彼時彼刻，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沖突并非全然如此。張光直當時是建國中學的學生，事發那天他正在上課，聽見窗外如鞭炮聲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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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劉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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