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徒”馮侖
對于外界的質疑，馮侖很在意，但并不糾結：“新東西就是這樣。就跟一個小孩，剛生下來躺在那，我說他能跑誰信？我再說他是劉翔大家更認為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在同齡中已經有點出類拔萃了。等到拿到冠軍的時候，全都信了?！?/blockquote>對于外界的質疑，馮侖很在意，但并不糾結：“新東西就是這樣。就跟一個小孩，剛生下來躺在那，我說他能跑誰信？我再說他是劉翔大家更認為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在同齡中已經有點出類拔萃了。等到拿到冠軍的時候，全都信了。”
20層樓居住，30層樓種花園，40層樓做酒店大堂，50層樓頂做個西紅柿農場，一棟樓內，五臟俱全。所謂立體城市。
宇宙，魔方，高科技，方程式，綠芽從大地萌發，男女在這里相遇，水管里流出的不是水，是奶！在電子化的綠色城市里，帥哥靚女們用手指點造出一個個夢幻空間。
聽起來多么像個大“忽悠”??！馮侖自己也說，這是件“特不靠譜的事兒”。
但是，沒有夢還能叫企業家嗎？偉大的企業家難道不正是幫人實現夢想嗎？
“我既不是規劃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我什么專家都不是，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一部分，這就是企業家。把各種要素有效的組織起來，就是企業家的事兒。”
54歲的馮侖，地產思想家，依然沒有喪失做夢的能力，他要再賭一把，把立體城市做成收官之作，“到60歲退休的時候，能把這個夢想實現，我就知足了。”
按照馮侖現在的狀態，60歲就能消停了嗎？真的很讓人懷疑。
救贖
馮侖講情調:“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流氓無產階級的生活習氣，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歡坐小車，看小姐，聽小曲；崇尚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
記者采訪時，馮侖正和立體城市市場部經理劉剛討論如何在線上推廣立體城市。受到比特幣交易火爆的啟發，馮侖想發行一種虛擬貨幣。這事兒聽起來依然“不靠譜”：“這種虛擬貨幣一定要可兌換，因為立體城市的發展不是全國到處都有的，沒有的地方，玩完了以后怎么和有立體城市的地方交換，這樣就有一個匯率。”
提到匯率，馮侖又像是一個金融學家。比如，北京的一萬個單位的虛擬貨幣如何兌換成西安的，要通過貨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西安的人大量搶購我們的貨幣，說明這個地方的立體城市開始要火了。通過這種線上游戲試驗，哪個城市玩火了，哪里就可以做立體城市。這樣也可以計算未來的消費市場。”他甚至還設想，用這種在線游戲獎勵房子，比如玩到某個等級，直接獎勵一套立體城市的住房。
你信了嗎？反正是有人信，而且都是最牛的商界大腕，其中就有曾經的首富，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
馮侖憑什么打動了劉永好？那是因為馮侖“特別多夢，海南夢破裂之后，馮侖又在北京、又在全國做夢想，非常有想法。”為了說服劉永好，馮侖給劉永好的越洋電話不斷。
“馮哥想法很特別，從野蠻狀態回來了，現在要做夢想未來，結果他這幾年不斷研究、不斷深化、不斷考慮，把他的夢想做成現實。”劉永好比馮侖大8歲，但他還是管馮侖叫馮哥，在正規場所，他還嚴肅地稱馮侖為“馮侖同志”。“他在為把夢想變成成現實做準備，經過兩三年努力現在展現給我們，這個藍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有實踐價值的”。
馮侖的夢，源自一本書——《中國夢》。據說這本書是一位傳奇人物在海外潛心寫成的，書的作者，被他描述為神人。“這是本天書，很難看懂。”作者完稿后將書稿給他，書中寫道要建造一個巨大的房子，用建大房子的思路來解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
作為在地產屆跌打滾爬多年的商人，馮侖立即意識到其中的價值。為了弄清作者的思路，馮侖將他請到萬通中心吃飯，二人成為朋友，開始討論起被外界稱為烏托邦的狂想來。
說來論去，還是馮侖最后抓住了問題的核心，將大房子濃縮為四個字：“立體城市”。
任何點子的迸發都不是空穴來風，多年來，“思想家”馮侖一直在反思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弊?。撼鞘薪ㄔO攤大餅，功能越來越混亂，環境污染難以支撐可秩序發展，城市都陷入房地產開發怪圈，到處大拆大建，建新區修新路，開發商樂此不疲地幫政府賣房子。馮侖自己，也身陷其中，他要實現自我救贖。
不過，在不少人眼里，馮侖還是個地產商，提到地產商，不少人心存芥蒂，或有成見。“他永遠是背著黑鍋的企業家，因為房地產被打上了一個不該被打上的烙印，這個領域的企業家被冠以不好的名稱：黑心開發商。”對于社會對地產商的看法，萬通立體之城投資有限公司CEO郝杰斌很無奈地說。
城市發展，不僅是地產，還涉及到產業支撐，社會管理，這是一個體系。
“怎樣讓土地更節約，讓城市可持續發展，特別是有產業支持的可持續發展，在節能環保方面做得更好，發展低碳城市，讓社會管理更加和諧有序。這一直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他的初衷，已經跳出了一個地產商的視野。
一切都還很朦朧，為了將烏托邦落實在藍圖，弄清國外高密度城市的建造風格，馮侖專門去了新加坡、美國和日本取經，研究密度到底多高合適，產業和城市發展的基本關系。上世紀90年代，馮侖作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的重要創始人，研究是他的專長，重新開始研究一項新的課題，有一種久違的感覺。
50多歲的馮侖甚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專程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光耀政府學院讀了MPA，當時幾乎沒有老師相信他能堅持下來，但他真的規規矩矩地住在學生宿舍讀完了整個課程，期間還自己動手做飯，笑話百出。
馮侖不只是一個悶頭研究搞學問的書生，去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宣講節能低碳之前，他在北京前門的天安時間畫廊做了一個未來城市藝術展。為了壯大聲勢，他請來了線性城市鼻祖：美籍意大利建筑師保羅?索拉里(Paolo Soleri )，保羅一輩子都在研究線性城市，線性城市是圍繞交通來組織城市，而不是攤大餅。
由于這次展覽，馮侖的立體城市定格于世人面前。
“我們把建筑做得像山一樣，里邊是空的，有水。這就是我們想象的未來立體城市。” 馮侖構思烏托邦藍圖，將筆落在了“中國山”。通過這次展覽，心里有了底氣，他將展示搬到了哥本哈根的全球氣候大會上。2009年12月8日晚，馮侖在哥本哈根正式提出新興城市建設計劃：在一個大約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個建筑面積600萬甚至1000萬平方米，可以容納15萬到20萬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
“我的職責不是做房地產，我創造的是微城市、好生活，建立產業主導、混合功能、步行城市、低碳城市和和諧的社會管理模式。”說這些話時，馮侖提了提眼鏡，身高近一米八的西北漢子，眼神里有書生對理想的憧憬，也有企業家的堅毅。
城市與人之間，除了最直觀的空間關系、綿長的時間關系，還存在著更深刻的心靈聯系。對于一座城市的思考，歸根到底，是人對于自身存在方式、存在意義以及人性的思考。對于地產界的“思想家”馮侖來說，當然不會沒有這樣的勾連。
“豎向發展，大疏大密，產城一體，資源集約，綠色交通，智慧管理”，這是馮侖為立體城市計劃定下的口號和方針，希望藉此改善城市的低密度分散化傾向，把就業、科技和人性帶入城市發展軌道。有趣的是，馮侖引入了現代物理多維空間的概念，他將立體城市與目前中國通行的攤大餅式的二維擴張模式對比起來，強調計劃的時空分布的獨特性。
多維空間理論里，現代物理學家認為宇宙是十一維的，神秘論者由此聯想，不同維度空間有智慧生物甚至外星人的存在，而在立體城市里，馮侖將地球上不同物種和產業拼湊在一起，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也印證了這位企業思想家思維方式的多元、奇特和殊異。
造夢
馮侖有血氣:“人在江湖，殺人是正常的，不殺人反而成了異類，就像一頭狼，不會吃肉，一個勁地吃草是很危險的——做吃人的狼不做吃草的羊。”
某種意義上，建筑是人類的時間坐標。它比人生更綿長，比心靈更堅固，它把無形的時間，變成了有形的滄桑。所以荷爾德林說，要“詩意地棲居”。
馮侖的詩意是向上生長的，長到了空中。他當然也明白，城市首先還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存在物，方便、實用、經濟，滿足人的各種實際需求，是城市存在的形而下意義，然后，才是詩意。
他把立體城市比喻成向上生長、集合了產業基因的有機綜合體。“第一是很緊湊，往上長的。通常的城市都是攤開的，大得到了里面都很不方便。比如從南三環到機場，你不預留三個小時都不敢出門。三個小時你要找不到廁所前列腺都保不住。”保不住前列腺的城市談何詩意？
“我們是用傳統的七分之一的土地去達成傳統發展的百分之百的目標。就是說，過去用7平方公里做五百萬到六百萬平米建筑，現在我們只要用1平方公里就能完成，同時還將規劃擺得非常好，讓人在里面感覺到很舒適，沒有那么大的壓迫感。”
最讓馮侖有成就感的，是他提出的產業先行，這有別于當前土地財政主導下盛行房地產先行模式，造成城市化就是房地產化，“中國的城市化過程過多依賴房地產，變成了圈地，房地產導向最后政府土地財政城市無限蔓延，我們會把城市發展模式變成產業導向，然后產城結合，混合功能。”
立體城市的執行中，馮侖和他的團隊選擇的產業集中體現在醫療健康產業，直接將立體城市定位為健康城市。“萬通立體城市將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聯盟，啟動立體健康城市項目，最終實現立體城市居民‘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標。”劉剛告訴記者。
馮侖的健康夢來源于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對于醫療產業來說，他既是一個客戶，也是一位受害者。20年前，馮侖被誤診為癌癥，住進了北京一家著名醫院。癌癥面前人人平等，醫生對馮侖顛來倒去地查，“從樓上到樓下，被挪來挪去”。為了把他送進手術室，醫生騙他說是炎癥厲害，要給他消炎。做了三個月的小白鼠，試驗的結果是，馮侖沒有患癌癥。馮侖和癌癥沒有關系，不幸的是，給馮侖主刀的醫生半年后因癌癥去世。
這次事件雖然沒有給馮侖在身體上造成多大傷害，他對醫院的狀況真是做到了親身體驗，“醫院實在是太混亂，太臟，很多病人住在陽臺上，房間里面非常擁擠，服務極差。”
馮侖和醫院的緣分并未結束。癌癥誤診以后他得出一個經驗：病不是治出來的，是體檢出來的。十五年前，他在上海以家地區醫院做體檢，因為醫院使用沒有消毒的鐵針頭輸血，他感染了丙肝病毒。
兩次摧殘，讓馮侖干脆將考察體驗醫療產業當做一檔子事兒，跑遍了全世界各種體檢機構、各種醫院，從斯坦福、哈佛到國外的日本、韓國，從國內部隊醫院、公立醫院，到私人醫院。為了給立體城市找到合適的產業，他專門去梅奧做了兩次體檢。他發現，這個小鎮只有12萬人口，其中3萬個就業崗位，2.5萬個就業崗位由梅奧提供。還有一個專門供中東人士的高級公寓。
馮侖選擇選擇產業有三個標準，“第一是高就業系數，醫療健康產業就業系數很高，一張病床會帶動五到六個人就業。第二個叫高需求彈性，健康的需求是無止境的，美麗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這樣大的彈性就導致了第三個特點，高成長高持續發展。”梅奧醫療城，這不正是馮侖理想國中的產業城市？
馮侖花了半年的時間，和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翁國亮、新希望的劉永好一起拼建他的醫療健康產業聯盟，為了壯大這個產業聯盟，他還從中國游醫之鄉莆田找了些朋友合作。“聯盟成立以后，醫療健康平臺就形成了。”他的醫療城里，都有標準配置比如三甲醫院、康復醫療，醫療貿，還有養護中心，老年安養，醫學護理學院醫療相關的器材、藥材交易市場，以及一家健康酒店。
馮侖要讓所有在立體城市里就業居住的人，生老病死養都能得到更多的照顧，體現他的理想國的人性關懷。“除了現在政府給的一些照顧，我們還要增加更多更好的一些福利和關照。”在李光耀政府學院學習期間，馮侖就專門研究立體城市里如何制定一套適應小環境的制度、政策，包括福利生老病死養，包括充分就業。“這些方面新加坡要做得比西安好。舉一個例子，西安過去十年，我認識的朋友同學還有親人，工資最多漲一倍，但是政府GDP至少漲了5倍以上，但對人的福利和關照不夠。”
城市發展究竟以多大密度為宜，并無定論。馮侖沒有采用芝加哥的極端高密度，而是借鑒了美國梅奧醫療城的特點，梅奧以60萬平米容納了2.5萬個就業崗位。他也要建自己的醫療城，他將國外各種城市模式綜合集成，有時候，看著自己搗鼓出來的這堆跟誰都不一樣的東西，馮侖會覺得心跳加速，激動不已。自己先把自己給弄high了。
超脫
馮侖敢決斷:“企業有四條命，分別取決于政府、自然界、技術創新和周期。政府、自然界、技術創新讓你死，你都無法逃脫。你惟一能克服的，就是周期。”
轉型拉開序幕，2009年4月，馮侖成立了立體城市投資公司，親自掛帥董事長，劉永好，鼎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王兵做了馮侖的股東。只是，馮侖的創意，并未得到業界普遍認同。公司成立時，沒有人說這事靠譜。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曾公開唱反調，他和馮侖一樣，都是離開體制下海創業的92派代表人物。2012年11月2日，陳東升在“SEEGreenFuture——中國企業綠色契約?對話2012”論壇上，對馮侖的新計劃潑了冷水：“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陳東升公開對媒體表示，“我覺得他們使勁地鼓搗是為了自己的生意，還說節約能源。”
南京大學博士、副教授張敏眼里，立體城市不過是一個微縮的城市或放大的城市綜合體。張敏將立體城市與現代主義建筑的鼻祖，法國建筑師柯布西埃的光明城聯系在一起，“這不僅表現在他們有共同的低密度與超高層建筑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而且在于他們所提倡的以現代科技來解決城市問題這一思維方式上。但是，歷史證明，城市的問題從根本上常常不是科技就能夠解決的。
南京大學城市規劃院院長甄峰更是將立體城市形容為技術烏托邦，他認為，技術烏托邦主義一直影響著現代的城市規劃與建設。甄峰從概念上分析，馮侖的理想雖然強調了資源的共享，以及居住、就業和休閑活動的綜合開發與功能混合，但實際上仍然脫離不了依托于高強度土地開發之上的超大建筑群的建設，這樣會造成城市空間新的割裂與阻隔。因此，慎建“立體城市”，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慮城市建設，可持續宜居城市的理想才能夠真正實現。
張敏補充說，“立體城市”已經遠遠超出了建筑和房地產開發的范疇。“就象霍華德的田園城市一樣，本質上是社會的改革與重組。因此，立體城市的實踐應該是一個慎重的社會性實踐，需要進行全方位的評估，需要多方的參與、協商。除了資本和企業家，還需要有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
對于外界的質疑，馮侖很在意，但并不糾結：“從計劃提出開始，連萬通董事會都沒有人說這事兒靠譜。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夢想，我就是要做一個理想城市， 而且是可以快速建成的一個理想城市。”
馮侖市場部經理劉剛開始時也不理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過馮侖的不斷培訓和“洗腦”，劉剛逐漸接受并成為立體城市計劃的執行人和鼓吹者。“立體城市背后有幾個核心的話題在支撐著，第一是城鎮化適應模式，第二是企業家與商業創新的方式，第三就是我們的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生活，城市生活的演變以及我們的需要，其實它就是有幾個根本性的問題在。”如今，劉剛談起立體城市，井井有條，振振有詞。
對馮侖來說，有質疑，有支持，也有觀望，這都是很正常的。“就像馬云剛開始做阿里巴巴，我相信反對的人多，不理解的人，信任、支持的人少。今天倒過來了，99%都相信了，90%都支持了。新東西就是這樣。就跟一個小孩，剛生下來躺在那，我說他能跑誰信？我再說他是劉翔大家更認為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在同齡中已經有點出類拔萃了。等到拿到冠軍的時候，全都信了。”
在中國企業家群體里，馮侖的理想主義和人文情懷較濃。在中國成功的企業家群體里，他是讀書較多的一個。馮侖曾開玩笑說，賺錢賺得最早的，比如馬云是杭州師專畢業的，王石是西北鐵道兵學院畢業的，而他自己本科西北大學畢業，碩士是在中央黨校讀的，博士是在社科院拿的，他這樣的讀書背景真是身出名門。“這代表他的理想性，他做生意真的不是從錢的角度出發。”郝杰斌對自己的領導從心里欽佩。
“他們那代人始終有一種變革社會的夢想，但是變革社會總要有一個抓手，你必須通過一個事情、事件來推動，這個事件最好跟你從事的生意有關系。所以實際上我們做的不是房地產開發的生意。”對于外界將立體城市視為商業炒作，郝杰斌從自己的維度做了解釋。
“人生沒有一天是白過的，即使是得癌癥被誤診，其實無意中讓我能夠站在這兒，對醫療健康產業比別人有更深刻的體會。”馮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夠從立體城市得到更大的跨越，不僅是賺錢，更是為了夢想。
無論這夢想是“烏托邦”還是“桃花源”，他都決定傾力一博，看這場賭局能否為人生帶來更多增量。
對話馮侖：為人生、為社會做增量
記者：你把立體城市是作為個人和企業尋找對社會的增量，這話是怎么理解的？
馮侖：我今年54了，剛過50歲就在想，我有兩種做生意的選擇。一種是只賺錢，這對個人和社會沒什么太大的增量。因為我們的生活已經解決了，假定說我賺錢再加一個零，和我現在沒什么區別。就我個人的興趣而言，我認為再做一些稍有點風險，又能夠賺錢的事情，追求理想，順便賺錢，又能夠對社會進步，對城市發展，對一些關鍵的地方、技術有所改變，有所增進，我說這不是更好嗎？
從那時候開始，我們所做的事情發生一些變化。我去過臺灣多次，可以說，我是大陸敢于去臺灣投資的第一個人，這對兩岸關系是個增量。雖然項目不大，但是很成功，不僅增進了陸資投資臺灣的信心，也讓臺灣了解到大陸跟臺灣的經濟互動是雙向、雙贏的。這些事情本身是國臺辦包括政府還有兩岸都支持的，因為經貿優先是兩岸交往的原則。這就是有增量的事，而且有賺錢了，而且也賺的不比傳統的少。
另外，我參與了紐約世貿中心的重建，360億美金的投資讓紐約世貿中心成為了地球上投資密度最大的房地產,在參與重建的過程中,我理解了真正的美國模式。在中美關系的結點上，我們選擇這個項目，也是面臨很大的挑戰。我為此飛了60多次紐約，每天都是艱難的。
還有就是做立體城市，做創新。這對整個城市化是有增量的。我后來想即使失敗，人類歷史上也會知道，在思考理想城市的時候，還有立體城市這樣一種方法?；c錢讓人類積累個思考，也是值得的，這都是增量。我現在做阿拉善、做公益都是做增量。給社會，給人生、個人都是增量的事我就做。簡單投資沒有什么增量，也積極支持，但是由成熟的團隊他們按常規去做，比如說萬通中心蓋多一個少一個我現在都不太關心了。他們簽約的時候去一下。
記者：做立體城市給你帶來過負面情緒嗎，它對你現在的心態有什么影響？有沒有考慮過失??？
馮侖：有辛苦，有糾結、有沮喪。所謂沮喪不是因為抱怨別人，而是因為這件事情自己沒想明白。當然，也有興奮，有歡樂，有驚喜，而且也有希望。這些事都混在一起。我老是說要管理自己，實際上是戰勝自己的這些負面情緒，保持樂觀精神，給大家指個道。
馬云才說，企業家的工作是點燃別人，自己邊上看著。我一貫認為企業家就三件事。第一，指道。作為一個領導者給人指出方向，給大家希望。第二，就是扛事，你得扛責任。第三，犧牲。如果扛事失敗了，作為一個犧牲者你得接受。要像特種部隊一樣，特種部隊的訓練，最后一項課程是訓練死亡。死亡有很多方式，亂槍打死，榴彈打死其實是很快樂的。最怕是抓了戰俘，被人割喉，這項工作你怎么完成？所以要面對犧牲。說夢的時間結束了，解夢也結束了，現在是要逐夢踏實。
記者：你用了三句話來描述創業的心情。家破人未亡，妻離子不散，苦大沒有仇。能說一下你現在的感受嗎？
馮侖：這是在1995年—1999年這一段時間，是我們很崩潰的時期。我們萬通六君子1991年創業，兩年內瘋狂增長。當時其實我們也不懂，到處折騰，到1995年和1996年就做得非常散了。我們借了很多錢，搞多元化、高負債、盲目擴張，我們收購上市公司，還弄了典當行，也做過汽車，什么都干過。最后合伙人意見有分歧，最后又分開。
從1995年—2000年這一段時間，我們是收拾局面。所謂收拾，就是一方面合伙人重組，另一方面賣資產還帳。真是慘哪，我自嘲說了三句話：家破人未亡，離婚的都還健在；妻離子不散，離婚了，爹是爹，兒子還是兒子；最后苦大沒有仇，很苦，不知道跟誰有仇。這是后來自我心情的一個描繪。民營企業真的是這種狀況。
記者：很多企業在創辦期間都十分推崇像獨裁式的管理模式，提高了決策效率，但也埋下了未來企業家族化的種子，你對新一代的創業者有什么建議。
馮侖：權利、利益、風險都集中，好的一面就是效率高，但是同樣也孕育著別的麻煩。從體制來說，包括國家社會也是這樣，其實最有效的制度是開明專制，不是民主。人類歷史上創造最大輝煌的制度，往往是開明專制，比如文景之治，康乾之治。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就是權力相對集中，效率比較高，同時還比較傾聽照顧到人民的呼聲，然后不亂殺，亂搞。但是遺憾的是開明專制是偶然性，多數都是向著兩個極端，要么就是極端暴政，獨裁，要么最后就是權力崩潰散掉。所以開明專制之后，或者在開明專制之前往往是兩個極端。正因為這樣才出現了民主制度來限制。而民主制度由于各個地區的文化、歷史、傳承不一樣，民主制度又有很多政體形式，有內閣制，總統制。民主在政體上也是很不一樣的。所以也分好中差。民主當中成本低，效率相對比較高的其實是內閣制。法國的體制不是特好，美國的體制在西方的這套體制相對還是完善的。印度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體制，但是大家都看到他的市場被分割了，另外對社會也沒什么太大的動力。
所以民主不是說兩個字就說他都對都好。他只是人類智慧當中篩選出來的一種治理國家社會的一種方式，這也有好中差。像專制也有開明和不開明，也分好中差。所以我們要想選到一個好的制度，的確需要很費時間。我們5000年已經很熟練過去的制度，現在我們要變成一種，三中全會提出來叫做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這是非常正確的一個提法，就是我們在國家治理上要更科學、依法，另外要開放，提高效率，同時要有效地治理國家。
馮侖簡介：萬通控股董事長，他混過機關，也做過學者，企業界稱他為“商界思想家”，地產界稱他為“學者型”開發商，在國內首倡房地產的“美國模式”。他寫過《野蠻生長》、感悟《偉大是熬出來的》，指出《企業領導常犯的10大錯誤》，探尋《馬克思的心路歷程》。近年來，他專注于立體城市計劃，要創造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