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與丁文江的恩恩怨怨

回望歷史，在丁、李關系的履歷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間講的是真心話，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ting)”、勸駕出山、書序志悼、長沙謁墓、催促整理遺稿、參與丁獎授受活動等等，就顯得虛偽；如果當年的那些行動是真情表達，則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現就極為費解。

從尹贊勛的詩說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質遺響大。

萬人敬仰章夫子，戡亂戰犯腳下踏。

一分為二是規律，評人不要簡單化。

四人評價不定案，妄想地質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國前后不一樣。

前尊后敬我有變，不知同行怎樣講？

地質創業第一人，遍查歷史無與倫。

丁翁地閥兩頭目，莫惜筆墨趕著文。

這首“無題”詩作，是地質學家尹贊勛（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間寫下的。

尹贊勛曾任中央地質調查所第四任所長（1940-1942），1957年以后任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為總結一生得失，根據自己的日記撰寫了一本回憶錄，成書于病榻之上，名為《往事漫憶》（海洋出版社，1988）。這首詩很可能是在回憶往事的過程中反復修改后才附錄于書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與世長辭。

這本小冊子不到10萬字，內容很豐富，極具史料價值，但用紙、插圖的質量都很差。1983年就寫完了，不知為什么到1988年8月才出版，難免令人覺得有些蹊蹺。

這首詩寫了中國科學史上的一樁公案，但表述得略顯隱晦。要讀懂這首詩，需要更多了解一些與詩中所涉地質學領域章鴻釗（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灝（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關的歷史內容。

章鴻釗、丁文江和翁文灝，是中國現代地質學和地質事業的創始人，他們攜手打造的地質調查所，碩果累累，人才輩出，聞名中外，是中國地質學領域的重鎮。稍后回國的李四光，先后主持過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亦為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組織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貢獻。

丁文江早于1936年初去世。翁文灝于1948年底被列為戰犯。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8月25日，政務院決定成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任命李四光為主任委員，尹贊勛、謝家榮為副主任委員，章鴻釗為顧問。11月初，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開始時，主持會議的李四光，在恭請章鴻釗老人致詞之后，即講話高度贊揚這位老人，還特別說明“這次會議確是章老先生開創中國地質事業以來第一個重要的會議”。

翌年9月6日，章鴻釗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國地質學會為章舉行的追悼會上的致詞中進一步明確地強調：

（章鴻釗）對于中國地質事業的開創貢獻尤大。因此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別人”這四個字，是在斷然明確地論定“創始人”的地位，是要“罷黜丁、翁，獨尊章氏”。

在政權更迭的歷史關頭，李四光乘勢改寫了中國地質學的歷史。在政治強勢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質學人失去了話語權。此后直至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歷史定調成為陳述中國早年地質學史的不二準繩，同時也長期構成了中國20世紀科學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長期噤聲而心懷隱痛的老輩地質學家們，追尋歷史真相的科學史研究者們，不斷突破原有的無形禁區，逐步將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這些被埋沒的真實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為吃夠苦頭而心有余悸的人們，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頭，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臥于病榻、預感到來日無多的尹贊勛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回顧平生的回憶錄中，為了追求歷史的公正，為了地質學在中國今后的健康發展，留下了他臨近生命終點時的心中吶喊。

尹贊勛詩釋讀

再來說尹贊勛的詩。

全詩可分四節，每節四句。第一節，說對中國現代地質學發展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這四個人的命運卻很不相同。其中章鴻釗受到敬仰，翁文灝卻因“戰犯”獲罪而被人踩在腳下，不得翻身。

第二節，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這樣簡單化，應該一分為二。如果對這四位沒有公正的評價，會影響中國地質學未來的發展。

第三節，李四光應該名列第四，我尹贊勛對他的看法，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從內心“尊”他為師長的，以后則只能說是心存“敬”畏而遠之了。不知同行們是怎么想的（其實為明知故問）。

第四節，名列第一位的章鴻釗老先生，主要成績是在地質學史研究方面，但沒有多少現代地質學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稱為“地閥”的丁文江和翁文灝，才真正是中國地質學界的兩位領袖。最后的“莫惜筆墨趕著文”，一個“莫”字，分明是要人們趕緊著文為丁、翁洗冤。

對同期的詩作，作者都注明了寫作的時間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時，唯獨這首詩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間寫作”。持續時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