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物之道與近身之學 《可居叢稿》讀后

《可居叢稿》

王貴忱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干部收藏家群體”的興起

稍知可居其人者，都知道，談可居的學問，首先不能不談可居的收藏。而談可居的收藏，又不能不談1950年代以來大陸的文化風氣。

前一陣翻檢到陳垣作于1949年9月的一篇《對北平各界代表會議的感想》，里面說：“前些時，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見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托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陳垣全集》第22冊，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其他事且不說，但說“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則顯然言之太早了。試看曾幾何時，康生、田家英、鄧拓、夏衍，不都到琉璃廠買古董了嗎？

黃苗子曾回憶：“……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因為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這個條件。東西又便宜，你買一個很好的明清抄本也只要十多塊錢。所以真是好時代……”（《畫壇師友共滄桑：黃苗子訪談錄》，曹鵬《大師談藝錄》卷一，南方日報出版社，2004，頁162）但我們要知道，黃苗子的“好時代”，卻是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壞時代”，少數人之幸，卻是天下人之不幸。

當然，話說回來，“好時代”也好，“壞時代”也好，其責任都不是那些收藏家所能承擔、所應承擔的，他們只是適逢其時罷了；而且，作為勃焉而興的收藏群體，他們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他們的文化擔當卻一仍其舊，在客觀上延續了舊時代的收藏風氣，延續了舊文化的傳承，甚至也延續了舊士大夫的傳統，使中國文化存亡繼滅，不絕如線，這是很應當肯定的。（即使如康生者流，也不當抹殺其個人趣味及收藏實踐，政治上的功罪是一事，文化上的得失是另一事。）

1949年前后，可居以弱冠之齡隨軍南下，其地位跟上述那些大人物自有云泥之別，但畢竟也屬于新社會的主流階級，而他在收藏方面的摸索與奮進，也正是得力于同樣的歷史背景，此不可不知也。因此，鄭重先生將可居列入“干部收藏家群體”，確實是有緣由的（《換了人間：新中國收藏家》，《收藏大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

藏物之道

自然，可居又異于田家英輩，他絕未自限于收藏一道，而是更進一步，非僅收藏中人，更是學問中人。歸根結底，他是以收藏為始，而以學問為歸，以學問為本，而以收藏為用，收藏只是治學的工具而已。

如可居輯錄《越南景興錢譜》、《越南錢幣集拓》，為錢幣學的特異之作，即基于其個人的勤搜厚積；又與馬飛海合作主編“中國錢幣文獻叢書”，為舊錢幣學的集大成，亦基于其長期積累的錢幣文獻（后捐予中國錢幣博物館，為海內外最完整的錢幣學文獻集藏，可參《可居室所藏錢幣書目》）；整理《張蔭桓戊戌日記手稿》，亦系一己的珍藏；凡此皆屬顯例。又試檢《可居叢稿》（以下簡稱《叢稿》），如有關文獻的《跋明黃君蒨刻本〈水滸牌〉》、《記十竹齋〈印存初集〉》、《黃士陵手寫本〈穆甫雜錄〉》，有關錢幣的《記明萬歷元年“五屯通行錢票&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