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資本的角度推動中國轉型 對話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何夢筆教授
東亞的經濟發展，曾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裙帶資本主義”，如何定位國家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角色？如何審視中國的“關系網絡”在轉型中的作用，不僅避免其負面效應，且借助和提升傳統，建立一個強大而符合法治規則的社會網絡，以促進中國的轉型？法蘭克福財經與管理學院何夢筆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責任編輯：陳斌 實習生 柴向南
建立強大的社會網絡，增強非正式的社會資本，必能極大增強社會的行動能力，對改革正式制度，促進政府的法治轉型非常重要。
Herrmann Pillath，德國人，中文名何夢筆。古漢語碩士，經濟學博士，法蘭克福財經與管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演化經濟學、制度與治理、多元文化比較等方面，對中國、俄羅斯的轉型研究有獨到的觀察和心得。
2014年1月16日在君澤君律所舉辦的演講活動前，中國社科院的馮興元研究員簡要介紹他這位德國導師：“他是弗萊堡學派第四代傳人”。二戰后，德國經濟快速復蘇，弗萊堡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他們提出一條介于社會主義經濟與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之間的“社會市場經濟”道路。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轉型時，何夢筆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理解“關系”，提出中國并非很多學者所認為的集體主義社會，儒家教義里有一種“比西方更加激進的個人主義”。
東亞的經濟發展，曾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裙帶資本主義”，如何定位國家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角色？如何審視中國的“關系網絡”在轉型中的作用，不僅避免其負面效應，且借助和提升傳統，建立一個強大而符合法治規則的社會網絡，以促進中國的轉型？何夢筆教授分享了他的看法。
作為一種社會資本的“關系”
戴志勇：在談論經濟社會發展時，人們通常會提及物質資本、土地資本、人力資本，但對社會資本似乎關注不多。怎么理解社會資本？
何夢筆：社會資本有兩類：個人的，或集體的?？傮w上，是指一個人能利用的所有社會網絡、關系和機會。芝加哥大學有兩個學者，一個叫Ronald Burt，強調個人的社會資本，一個叫James Coleman，強調集體的社會資本。
發掘和利用社會資本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綁定，強化現有的網絡紐帶；一種是搭橋，搭建新的社會聯結。綁定和搭橋可能處于一種緊張狀態，兩者都需要，但有時兩者之間也要權衡取舍。綁定是強化和利用現有信任和合作關系，但可能導致“低水平制度陷阱”，缺乏開放性，也許陷入封閉不利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我有個博士生，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有個研究項目，調查紐約調動一些社區居民的社會資本進行參與式預算的情況。居民們要去爭取政府的一筆預算，來制定參與式規劃，改善社區生活條件。有些黑人社區，主要是綁定現有網絡聯系，沒有去搭建新的網絡聯系，只是利用現有群體的內部資源，不能引入和利用新的程序、新的機會去獲得預算資源。社區里的貧困者沒參與其中，沒得到利用預算的機會。有的社區，吸引大家參與，積極搭建和創造新的網絡關系，利用新的預算資源和機會，達到了項目目標，社區居民都從中受益。
戴志勇：這個例子可以顯示社會網絡的重要性，但這跟文化有什么關系？除了魯濱遜，誰沒有人際網絡？
何夢筆：但中國有獨特的社會網絡結構，跟傳統文化有很強的關系。文化的含義廣泛，包含某個群體對生活的共享看法，相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共有的道德和宗教觀念等等。中國人的觀念、信仰和社會結構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我曾在一個講座中談到：經濟學中對文化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經濟學家總把目光集中在《國富論》上，但從《道德情操論》中可以看到，道德情操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過程是構建自由社會和自由經濟不可或缺的。我們分析人性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多維度性質，體現為激情和道德情操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而道德和正式制度的共生演化過程是經濟秩序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已經遺忘了斯密一半的思想，忽略了他所講的道德情操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遺漏了對社會資本的討論。
戴志勇：傳統中國人是比較講“五倫”：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這五種關系，都有自己的價值內核。比如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君仁臣忠。原來意義上的“君臣”已經改變了，其他這幾倫跟現代的經濟社會的運轉是什么關系？你曾談到，經濟增長反而可能帶來社會資本的減少。在寫給馮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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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