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過肚子嗎？ 大饑荒時代親歷記

■往事與隨想

    由豬肉打頭，CPI躥升再躥升。食肆里卻一樣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服務生那程序化機器人式“歡迎光臨”的招呼語依然嘹亮。店外，車馬胼闐，锃亮的寶馬和大奔們傲視著在車堆里尷尬覓路的行人。
    貴近鄙遠，饑荒時代怕是已被盡忘。那些年一共餓死過多少生靈，至今不知確數。從各種渠道搜得的信息看，有的說餓死的人接近于英格蘭人口的總和，也有說像是又經歷了一次日本侵華的浩劫。從一滴水見太陽，對于當年的饑荒，在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和巫寧坤的《一滴淚》里，都有具體而微又相當忠實可信的描寫，諸如在野地捕得鼠蛇立即飲血茹毛；形銷骨立或浮腫得變了形的噍類幽幽走著，忽然一個趔趄，倒斃路旁……讀者完全可以從中讀出饑饉薦臻確是遠“猛于虎”的。
    當然，那是大墻里邊發生的事，對全社會未必具有典型性。筆者當年正讀大學，盡管學生中也搞人分九等那一套（入學之處填寫的第一份表格，就要求學生在27種不同家庭出身欄內做多項選擇 —— 這么說來，應當是人分27等才對），吃食倒是一樣的。成分再不好，學生畢竟是日后可用之才，所以校園里雖也時有浮腫病、婦女病等病例發現，食堂還是按時開門的，只不過葷腥劇減到每周一次，另加重要慶典日；而所謂葷腥，不是豬尾巴就是鴨子頭。開葷那天可是人人翹首以望的。豬尾巴里的軟骨照樣嚼爛咽下；鴨子頭更是美味，我們先是啃皮（包括喙上薄皮），繼而剝離頸骨上附著的少量縷縷精肉，叼出喉管，再“哧溜”一聲，啄出一對鴨眼。這時，鴨頭已成骷髏。饕餮們的最后一招便是“咔嗒”一聲，咬開天靈蓋，用可憐鴨子的一小塊腦髓大快朵頤。那時食堂吃飯實行取食劃卡制度。有惡餓學生劃過卡以后，用一種叫做“褪色靈”的藥水，把那小小鉤子符號化去，再到食堂領取第二份飯菜的；有跑到五角場偷偷從事糧票、布票還有什么餅干票、香煙票、火柴票等買賣的。后成D．H．Lawrence專家、現已移民加拿大的某位老兄，偷了學校的書去賣給廢紙站，被同學抓了個正著。形格勢禁，當年的黨委書記（后于“文革”時自殺）倒也不主張過于為難這些犯事學生，作大報告時從不用一個“偷”字，說是“拿錯了東西，還回去就是了”。
    正是餓殍載道之時，我們被派往崇明島去圍海造田。因為艱苦，女同學全部留校不去。勞動是高強度的割蘆葦；生活是住窩棚，每逢下雨，除了在棚內用臉盆接漏，還得不斷挪移地鋪，免被打濕；崇明蚊子威震上海，來此一親密接觸，果然名不虛傳，可以隔著厚厚的咔嘰衣褲，把你叮咬得奇癢鉆心，誰要是夜里非上茅房不可，后果可想而知。但是，崇明之行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還是一個“餓”字：一頓飯每人兩個“黃金窩頭”（由玉米等雜糧制成，故名）加上幾片臭冬瓜，后者腌得極咸，據說因此才有“下飯榔頭”之效。某日，筆者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割蘆葦時失去準頭，一鐮刀在半統套鞋上劃出一道長長的口子，內心一緊張，居然昏厥過去。幸有一旁的翟象俊兄（今日《大學英語》的主編）見了，趕來扶持，復趕往炊事班交涉，給我討來一個窩頭。就是這個窩頭，把一陣低血糖對付了過去，留下我今天這條老命。
    后來，高層改弦更張，托他們的福，形勢終于有了好轉。但沒過幾天太平日子，說是又要搞運動了。這次的名目是“四清”。下到農村，大學師生必須與農民實行“三同”，即同吃（不得自帶干糧，不得下館子）、同住、同勞動。在農家搭伙，有的一日兩頓，有的雖吃三頓，但是兩稀一干，加上自己是客人身份，不敢隨便添粥加飯，因此饔飧難飽，還曾有過一周恭無所出的難堪經歷（上述翟兄與我同病相憐）。餓得慌了，偶遇去鎮上辦事的差遣，便偷偷溜進館子打牙祭。記得要的總是大肉面。那肉往往是肥多精少，也不知閑置了多久，硬梆梆的，非像狗叼獵物時那樣，甩頭啃咬半天，才下得肚去。誰知我正聚精會神對付大肉的當兒，那廂支部書記恰好緩緩踱來，陰陽怪氣地問一句：“又在違反‘三同’紀律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飽漢不知餓漢饑”。寫這篇小文的目的就是提醒今日的飽漢，在距今并不久遠的從前，挨餓曾經是中國人極為普遍的經歷，連“國之驕子”的大學生群體也不例外。為部分解決倒懸，從當時仍屬海外敵對勢力的香港寄入內地的豬油、花生等郵包，也不禁止了?？粗扪来蜞米叱鲲埱f的食客，我又想起另一句古話：“倉廩實而后知禮節?！毕嘈沤袢吮厝粫凑丈鐣_爾文主義的規律，不但在禮儀修養方面，更在思想、信仰、擔當等方面，大大超越我們這挨過餓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