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的形與影

慧能與孫中山，分別代表著西土文明、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相激蕩所結出的兩大偉大成果。這是嶺南文化對于中國和世界的偉大貢獻。文化發展到最尖峰處，它就會超越時空，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齊魯文化的頂上之珠，更是中華文明的頂上之珠一樣。

近三十年來，我們大概興過兩輪文化熱，現在是第二輪。上一輪的文化熱，喜歡宏大敘事，好談中華文化，好作反省性的思維，中國落后、中國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個人崇拜加專制的怪現狀，都與我們中華文化的劣根性有關。還好談什么黃土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區別，然后得出一個西優中劣的結論。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這一輪文化熱，剛好與三十年前翻轉來，現在好談區域文化——山東人談齊魯文化，湖南人談湖湘文化。我們廣東當然要談嶺南文化，我們如此威，我們有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我們出過康有為梁啟超，出過孫中山，還有食在廣州的美譽。真可謂：近代指向南粵，更加“屈屈忽忽”（以前有講廣州話的人錯把郁郁蔥蔥讀作屈屈忽忽）。嶺南文化讓我們深感驕傲！總之，本土認同已經成了一種新的文化潮流。

但對文化這兩個字，我們不能不保持一種警惕。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有一個記者采訪錢鍾書，與他談起當時的文化熱，錢先生很反感，說：戈培爾說，別跟我談文化，誰要與我談文化我就掏出手槍來。楊絳在旁聽了，從筆筒里拿出一把裁紙刀遞給錢先生，這個也行。錢先生為什么會作這樣的反應呢。因為談文化最易泛泛而談，最容易流于概念化。

我把這種概念化現象稱為“認影為形”。把一個立體的東西平面化，很復雜的東西簡單化。舉個例，無錫在清代時有一個民間節日叫報恩節，即提倡報親恩的節日。每逢這個節日，都有勸人行孝的歌舞表演。有一無賴急著要吃過晚飯去看節目，當他見飯還未煮時，厲聲斥責他的母親：“死老鬼，還不煮飯，誤了我去玩報恩節！”按照一些文化學者習慣，研究者不知這個節早已流為一般的廟會，勸孝的歌曲已經有樂無詞，流為純娛樂活動，如果僅僅抓住這個報恩節的噱頭，就說：??！這是一個報恩之鄉，孝文化之鄉。這種文化學者的方法，就是認影為形的方法。以前批判傳統文化，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現在談區域文化，是贊其一點，不及其余。

我們談嶺南文化，就要看多幾個點，不單要攻，也不單要贊，避免簡單化、平面化，從文化之“影”，進入歷史之“形”，進入社會之“形”。這就是我今天談嶺南文化時，希望遵循的方法。

“開放性”：不同群體有差異

嶺南地處環太平洋文化圈的一環，長期是中國的唯一對外開放港口，嶺南文化具有開放性，這自不待言，這已被文化學者講爛了。

最早質疑廣州人開放的，是什么人？是一些想來廣州“溝女”的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就聽到有外地來的男士抱怨說，廣州女孩好保守，不像想象中那樣！我說，你是想象錯了。一來在熟人社會里，女人多保守；二來你可能是一個令女人保守的人；三，這些女人可能僅是在交友上保守，而其他方面開放呢？大家看，評價女人開放與否已經如此之難，何況評價一個有著曲折歷史的區域？

我們真不要以為嶺南的市民乃至知識分子，都天然開放。我們可以先看一下近代，廣州的確是最早最多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地方，但廣州人歷來守住一條，不讓鬼佬入城。以往十三行都在城外，只準外國人在城外做生意，不管你做多大的生意，外國人不得輕易入城內，尤其不得留宿?；蛟S可以這樣說，我的城外是開放的，但城內是保守的。在鴉片戰爭后，英國與廣東的省長耆英曾經約定，經過兩年理順民情，準許外人入廣州城。但廣州人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堅決反對外國人入城，斗爭非常激烈，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就是典型一例，一時成了一個很大的外交問題，英國人心里不忿，中國官員也頭痛。外國人在上海就順利多了，是上海人比廣州人開放？

其實也不是，決定一個地區開放與否，第一因素并不是意識決定的。當時上海這個小縣城還沒有多少市民呢。為了減少麻煩，當局給外國人在城外劃塊地給他們自己經營居住，華人與外國人不得混居，這就是后來的租界雛形，上海原住民與外國人井水不犯河水。這一格局歪打正著，后來促使上海這個小縣大繁榮，使它很快超越廣州這個老港口，又遠遠超出寧波、福州、廈門這些新港口，這可以說是兩個廣東人“合作”做成的。一個是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他把南京蘇州等江南地區的社會精英——有錢人、有文化的人都嚇到上海趕到上海去了。而另一位買辦官僚吳健彰，他當時正好任上海道臺，相當于上海地委書記。

吳道臺到現在的名聲也不好，一是出身買辦，二是出賣上海的管理權。他原來只是個賣雞的，廣州人叫他“雞爽”，后來做大生意，做了買辦，與洋人打交道，學會了“廣東英語”。1842年談《南京條約》時，他被派到南京做翻譯、辦外交，后來又通過買官，一來二去，做到了上海道臺。他參與作出了兩個對上海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一是允許被洪秀全趕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