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順（4）

“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

——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

“我叫大洋車，吳玉祿是我爹，我拉我爹去上街，謝謝。”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視覺特效總設計師蔡國強一坐上農民吳玉祿制造的機器人拉車，機器人就一邊拉車前進，一邊搖頭晃腦地滿嘴吆喝，吳玉祿親口錄制的這兩句話通過擴音器反復播放，把蔡國強逗得前仰后合。

3月4日，蔡國強開始了對農民發明家的尋訪，第一站就是北京通州馬務村農民吳玉祿家。吳玉祿是著名的農民發明家，有包括機器人在內的諸多發明。蔡國強不僅邀請吳玉祿全家參加“農民達·芬奇”的展覽，現場制作并展示他們的機器人，還委托他特別制作了幾位典型的現代藝術家動作的機器人：　跳墻的伊夫·克萊因、抱狼的博依于斯、甩顏料的波拉克等機器人。

從3月4日開始的十天時間里，蔡國強的尋訪從北京出發，行經江蘇、安徽、四川、湖北、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八個省，幾乎每天換一個城市，從飄雪的北京，到溫暖如春的廣東東莞，行程將近九千公里，繞了半個中國，先后尋訪了九位農民?！赌戏街苣酚浾唠S行采訪，記錄下了旅途中的點點滴滴。

蔡國強每到一戶農民家，都會花上大半天時間與農民交談，詢問他們發明的動機緣由，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觀看發明物的演示，討論展覽的諸多細節。3月14日，蔡國強一行來到江西上饒鉛山英將鄉焦坑村農民曹書仔家，這是蔡國強此行的最后一站。曹書仔家的院子里擺放著一架木頭飛機，駕駛室里放著四臺用抽水機的發動機改裝的發動機，螺旋槳轉軸是一臺打谷機的轉軸，轉軸上安裝了四葉轉槳葉，螺旋槳和機翼上蒙著綠色的塑料布。蔡國強說，這個最簡陋，也最像藝術品。由于山路狹窄，大卡車無法開到曹書仔家門前。自發的村民們抬起飛機，運出村外，裝上卡車運往上海。長長的隊伍蜿蜒在綠色的田野之間，頗為壯觀。

蔡國強習慣用鐘擺來形容自己的藝術思考，中國風濃烈的北京奧運會之后，蔡國強去南歐考察文藝復興的脈絡，在古根漢姆做了個人回顧展，在費城做了以“花開花落”和“時光畫卷”為題的展覽，現在，蔡國強又擺回來，做起了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達·芬奇”展覽。此次尋訪就是展覽的一部分，蔡國強這十天的尋訪過程，將產生一本書和一部紀錄片。

在尋訪中接觸的農民發明家都給蔡國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管年紀多大，掙錢掙多少，每個人長得都好看，輪廓很清楚，眼睛很聰明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

蔡國強的農民發明物收藏始于五年前。2005年1月，蔡國強在網上看到湖北農民李玉明制造潛水艇的報道，一下子就被潛艇的照片吸引了：“我被這個潛艇的藝術魅力感動了，我一看到它就知道無用，那么重，沉下去就浮不起來。但是想象力和造型很吸引人，他還在潛艇上畫了一個眼睛和嘴巴，還寫上‘霞光一號’，當時我看到就感到非常美。”蔡國強覺得應該買一些農民的發明物，由于他們不富裕，買下他們的東西，可以幫助他們往前走得更遠。

李玉明的“霞光一號”是蔡國強農民發明物系列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此后，蔡國強從大量關于農民發明家的新聞報道中進行篩選，選擇收藏的都是有個性、有故事的農民發明物，這些發明物大多與現代工業的流水線產品相去甚遠，但卻有一個共同點——生動有趣，充滿想象力，“越不能飛的，獨創越多”。不過，讓蔡國強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女農民發明家，也沒有找到一個少數民族的農民發明家。

2005年威尼斯雙年展，蔡國強擔任中國館的策展人，安徽農民杜文達參展的飛碟盡管沒有能夠飛起來，但其過程直接催生了蔡國強做“農民達·芬奇”展覽的想法。“我常想我為什么熱衷收藏這些東西，是因為他們保留了手工制作的魅力，還是他們想脫離環境重力的勇氣？但也許更重要的是，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而在這些夢想里，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生于福建泉州的蔡國強說。

尋找“文化現成物”

開館的上海外灘美術館，它曾是中國最早的美術館，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建的，解放以后就被封起來了，當成上海博物館的倉庫。最近一位私人企業家，買下了整條街，開發成為有文化色彩的高端商業街，他要把這棟美術館重新恢復，請我做展覽，又是在世博會期間。我就想能不能做一個展覽，和中國底層有關系，又跟創造力有關系。世博會的歷史就是萬國通商，展示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發明創造，讓人類的生活向更美好的方向發展。這在以前的世博會很重要，一百多年前從英國開始，世博會就是互通有無的文化交流。但現在網絡很發達，而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展銷也已經很多了，世博會的意義就遠遠不如奧運會了。

但是，世博會和中國以及我們這個時代還是有關系的。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剛好想做農民的主題，最近五年以來，其實起源還不止五年，我就喜歡在歷史的沿襲里面去尋找文化，我把它開玩笑叫“文化現成物”，包括“收租院”、“草船借箭”，包括龍的符號是什么意思，作為“文化現成物”，再來給它弄一弄。

前蘇聯畫家馬克西莫夫以前來中國，教中國人學油畫，在中央美院建油畫系。后來他回國了，剛好中蘇關系就出問題了，他的命運就改變了，政治上就不正確了。盡管他很愛中國，可蘇聯人對他的觀點還是很不屑。我們國內因為中蘇關系出了問題，他的學生們也不能說他了。整個經濟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文藝政策寬松了，跟前蘇聯的關系開始恢復，可是他的學生們都開始到歐洲去留學參觀，發現意大利、法國的藝術更了不起，前蘇聯這些老師也不怎么樣，他的學生也不大在意他了。其實，馬克西莫夫對于中國現代美術史的發展起了很關鍵的作用，他建立了一個“馬克西莫夫訓練班”，但是他當年在中國的學生現在都不關心他了，只有我這個搞現代藝術的，也不好好畫油畫的，一直收藏他的東西，我收藏了他二百六十多件作品，他所有在中國時代的作品，他的太太和兒子們都不斷地賣給我，幫助我建立起一個馬克西莫夫完整的檔案，從當時他由中國帶走的《文藝報》到他跟朱德、徐悲鴻等人拍過的照片，全部賣給了我。蘇聯博物館現在也不要社會主義時期的東西，我把它們買回來，馬克西莫夫的墳墓壞了，他們都來找我出錢修一修。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馬克西莫夫的不少中國學生成了大藝術家，很有錢了，他們可以關照自己的老師了，但是這些人去前蘇聯訪問，寧可做很光亮的大國文化交流活動，也不大去關心這位過去的老師。我這人比較懷舊，會關照一下這種事情。但是，對整個中國底層弱勢族群的生活，我確實沒有機會去研究。

威尼斯飛碟，中國農民造

2005年為中國在威尼斯建國家館，當時作為策展人，我感到應該在中國館展現中國現在方方面面的狀態，我選的藝術家里，彭禹和孫原做了一個方案，他們請了安徽農民杜文達去現場做飛碟。我感到從杜文達的飛碟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另外一種面貌。杜文達在現場搭建了飛碟，我們在開幕那一天要放飛這個飛碟。其實他那個飛碟飛不起來，因為轉速要到一分鐘一千轉的高速它才能飛起來，他的電機即使有這個能力，那些橡膠帶也要能夠耐熱才不會被燒斷。很多配套都跟不上這個速度，所以速度轉到八九百轉的時候，橡膠帶就斷了。但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等待中國農民的飛碟能不能飛起來，也沒有多少人真的相信這個飛碟能飛起來。當時我也一直問他們，想過飛起來以后怎么降落嗎？他們回答：　沒想過，只想讓它飛起來。

但這之前，我也一直關心中國農民的創造物，為什么在很邊遠的安徽、寧夏、甘肅不少農民都在造飛機，很多人都沒乘過飛機的，有的人甚至連飛機都沒看過。我對這些農民的關注，倒不是從政治社會議題的角度去看，我的第一感受是，他們跟我很像，就是那種好奇心、開拓心很像，做東西的趣味跟我這個藝術家很像，我從他們身上看到我自己。其實我就是一個中國農民，我們在福建泉州，以前那是個很小的小鎮，我就是一個農民。我個人跟農民的感情很近。在國外，經常有人問我的身份，我就說，我是亞洲農民。

從那以后五年多來，我一直在收藏農民的發明。2005年1月，春節前，我弟弟國盛跟湖北的李玉明買潛艇“霞光一號”，我也是上網看到的照片，我一下子就被這個潛艇的藝術魅力感動了。之前看到農民造飛機、造機器人，感覺并不那么強烈，可這個潛艇跟藝術有很大的關系，我就覺得我應該買些這樣的東西，他也窮，我買了他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更往前走，會更好。不然他一直抱著那個東西在家里面，也很難往前走。我從那時候開始買，收藏了很多農民造的潛水艇、直升機、飛碟、機器人。

重要的不是飛起來

這次是我第二次做與農民有關的計劃。上一次是2005年的《威尼斯收租院》。中國社會正為從“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的身份而焦慮，這次剛好利用這個主題，在上海世博會的時候，可以打出一個“創造力是什么東西？”的命題來討論，關心一下中國農民自身的創造力。我感到最有意義的農民是個體，整個世博會有很多個國家館，是這些國家的文化展示和實力展示，但農民完全是個體，這一點很有意義。另外，剛好這次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所以我把我們的展覽找了一個主題，叫做“農民讓城市更美好”。

人家問我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農民跟城市有什么關系？我說全中國的現代化城市，哪一個城市不是農民的血汗蓋起來的？有多少農民在各個城市辛勤地勞動，過著艱難的生活在“蓋”這些現代化？所以我說“農民使城市更美好”。

另外我也做了兩個標題，一個叫做“不知如何降下”，巨大的標語寫在墻上，跟我們的社會寓意有關系；另外一個墻上寫“重要的不在飛起來”，因為這也是對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一點點反思，重要的不是飛得越高、越快、越好。其實都是從農民的主題帶出來的一點點東西。

我用毛筆寫 “農民讓城市更美好”、“重要的不是飛起來”，利用大樓的墻面反復播放。世博會宣傳里面有了一個不一樣的標語，就是“農民讓城市更美好”。

在這次展覽里面，有很多農民發明的東西很有意思。農民熊天華的家鄉周圍有一圈山頭，最低也要五十米。但他的飛機一直都飛三十米，所以他一直飛不過去。這一次他認為把發動機改造了，可以飛過去，結果還是撞了山，但是它的速度不快，也沒死人，人家給他扛回來了。我這次要出的書的封面就用這個，就是飛機不是在天上的，是扛著的，很象征這個時代。重要的不是人造的物體能不能起來，是他的心在起來。

有的農民飛機飛得非常好，他們的飛機停在家門口，像停車場一樣，一會兒飛上去轉一轉，一會兒又降下來。但有的人用塑料布做機翼，根本就不可能飛的，轉得快了就破了。有的造木頭直升機的農民，連飛機都沒看過，把拖拉機的發電機改造成飛機的發動機，它一樣能轉。要飛的時候，各村的人都圍過來，看它怎么飛，但很多人的飛機有時候會被當地政府沒收。飛機不飛起來，政府一點不操心，但一飛起來就跟航空法有關系，空中飛行物是不能亂搞的。

山東農民譚成年在試飛的時候摔死了，我們也買到了他飛機的部分殘骸，因為飛機撞到人家的房子，人家把他的飛機拆了，機頭、發動機，能賣的都拆了賣掉，只剩下一些東西還能買得到。他的飛機殘骸會放在美術館一樓展廳，這個裝置就像是農民冒險家的紀念碑。

展廳的墻上，我會用墨筆把所知的農民創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創造物的名稱一一寫上。展廳的空中飄著五十多個風箏，每只風箏代表一個農民發明家，投影會將他們的故事投射在風箏上。我會在展廳地面種一片草地，種一片花，是真的草地和鮮花，然后里面養一些鳥，其實這已經升華出一種精神、一種浪漫和烏托邦的感覺，把這些農民的夢想創造成為整體的東西，看起來像童話世界，有一種童真的趣味。

李玉明造的潛水艇經常是要么沉不下去，要么是沉下去起不來。他有繩子，起不來大家給他拖起來。事先都說好了，三分鐘要起不來就拖。有的潛艇還真能潛很深，還能浮起來。農民陶相禮造的潛艇，現在在北京郊外房山水庫里放著，但是他沉下去時沒有氧氣，他還要自己帶一個氧氣罩。

吳玉祿造的機器人會拉車，能走，能夠泡茶，能點煙。這次我也讓他、他老婆和兩個兒子一起做機器人，我們有一層樓是他們一家人在展出現場一直在做機器人，然后把一批現代藝術家那些好笑的東西用機器人來表達，他們做的機器人畫的畫還能賣，觀眾可以直接和他們交流。

造飛碟的農民杜文達，我們請他在現場的廣場上造一個十五米的太空梭，他們一直在那邊電焊，也搭了一個工棚讓他們在廣場上吃住。

在微縮航母里放前蘇聯黑白片

我會讓造潛水艇的陶相禮帶一個團隊在美術館里面造一艘微縮航空母艦，當然都是用破銅爛鐵焊起來的，一個斑斑駁駁的航空母艦。航空母艦里面是一個電影院，電影院里面放的是前蘇聯開拓宇宙史的黑白電影。前蘇聯解體之前之后，有一個導演彼利世安做了一個紀錄片《我們的世紀》，是在講前蘇聯開拓宇宙的這條路上的成功和失敗，大量的是看到困難。

還有另外一個紀錄片是羅馬尼亞導演安德烈·烏杰卡拍的，他是以把紀錄片作為腳本的形式進行的，他讓一批前蘇聯宇航員去“和平號”太空站的時候，繼續用腳本互相拍故事，沒想到這些人回不來了，因為他們在天上的時候蘇聯解體了，航天局什么都解散了，就沒人管他們了，他們在上面等十個月，都沒人上去把他們帶回來。后來歐盟、美國等國一起捐錢，送新的宇航員上去，才把他們接回來。這個紀錄片一個半小時，叫《脫離現在時空》，很感人，宇航員在另外一個時空里面，派他去的國家沒了，他去的時候還帶一面前蘇聯國旗，是鐮刀斧頭，下一批上去的時候，帶了新的俄羅斯的三色旗。去換他們下來的時候，已經換國旗了，這個很好玩。

我找的這些東西都是跟農民看起來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就是，農民是完全個體的角度，同的其實就是對未知世界開拓的勇氣。

我有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要在展覽開始之前，和這些農民做一些采訪。這次要走訪八個省，這個走也是展覽的一部分。

當年我在威尼斯做農民造飛碟這個項目的時候，很多美術館館長對這個行為很肯定，他們說，其實達·芬奇也沒飛起來過，飛不起來又有什么關系？

這使我想到，我們這個展覽就叫“農民達·芬奇”。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