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三年前，本刊以“在美國做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為題報道了薛涌。三年來，他一直在這一個方向掘進。他不失時機關注國內現實，尋找表達空間，發表了大量的評論。他在國內商業網站開個人博客，更新快，瀏覽高。他在國內擁有大量的讀者，眾多報刊向他約稿。近年的評論已經匯集成9本書，僅在今年已出和正在出版的，即有4 本。
　　他在出國前已經寫過不少文章，但為國內讀者廣泛熟悉的，是2000年后在南方周末發表的大量評論。后來，南方都市報成為他的主要發表陣地。但是，此前他突然宣布“終止跟南方都市報的合作”，原因是“觀點不合”被退稿，這種國內司空見慣的事情，薛涌表示不肯接受，并把事情公開在他的博客上，對編輯提出批評。
　　中國最有影響的評論平臺和頗為活躍的評論家“終止合作”事件一時成為一個公共議論的話題。由此產生了兩個相關議題，一個是，公共辯論應該“不留情面”還是需要“厚道”？其二，由于事涉薛涌對廣受尊敬的長者茅于軾先生“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觀點的批評，“終止合作”事件也適時地增加了對“貧富分化”和“仇富”問題的討論熱度，一個公共話題讓曾經共處同一陣營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分化。那么，薛涌自己對這些問題怎么看，他如何看待他在日益分化的中國知識界所擔當的角色？

我怎么不知道國情？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你對國內的媒體，包括網絡，有什么看法？
　　薛涌：國內媒體當道的人，可能就二三十歲吧，領導就四十來歲，都是八十年代受啟蒙主義影響上來的一些人，這些人還是比較有理想的。我對國內媒體評價還不錯。
　　人物周刊：不是客氣話吧？
　　薛涌：當然不是。 媒體比大學好，因為媒體有競爭。像你們南方報系，都是靠競爭出來的。有沒有良心先不說，你得靠賣良心吃飯。因為讀者有選擇，所以我說市場經濟是好的。這跟民主很近似，兜里有選票和兜里有錢，都可以選擇，可以決定要那個不要這個。這么一競爭對媒體有好處，所以媒體有相當多的人是相當好的。特別是南方都市報，做到現在很不容易，它的評論編輯，素質絕對特別好，一打交道就知道。
　　但是，這代人受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這種啟蒙主義有很大問題，他們自己跳不出來。啟蒙主義跟憲政主義非常不一樣。我最近要出一本書，叫《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書里對啟蒙主義有一個清算。啟蒙主義跟中國的士大夫傳統非常相像。比如士大夫那種兼濟天下的懷抱。他自己確信這種懷抱的正當性，道德思想上都比別人優越，我要用我的思想去改造大眾的思想，別人必須聽我的。所以在這種啟蒙主義中，大家實際上是不平等的。他認為你這個不正確，你這一套看法不符合我的看法，你的看法對中國不利，所以，你的看法就不應該登。
　　人物周刊：你是說這是觀念差異，還不是具體事情上的誤會。
　　薛涌：不是誤會，是編輯無法超越自己的思想模式。在美國的媒體，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有這么一種專欄作家制度。專欄作家的稿件是不能斃的，目的是保證他們在和編輯部沖突時的言論自由。你如果意見不一樣，就在版面交鋒嘛。跟南方都市報的合作方式是幾個月前我跟它講的。這道理一講全明白，他們完全同意。其實，跟別的媒體我提都不敢提。我認為他們是最有可能接受的，他們要是不接受，別的地方就不要談了。
　　這其實就是基層社會的立憲：我們制定一個規矩，我們按照我們的規矩走。規矩不是讓你舒服，是讓你難受。有的稿子你看著一百個不順眼，但也得登，因為根據程序你得登。中國就沒有憲政主義傳統。中國士大夫傳統和啟蒙主義很容易銜接，但就是憲政這一套搞不明白。即使理性上編輯們搞明白了，情緒上心理上就不同意，一執行就不明白?？遣煌庖姴皇莻€雅量的問題，是接受規則的約束的問題。
　　人物周刊：你有沒有考慮到某些方面的國情因素呢？
　　薛涌：我知道國內人對我怎么評價。編輯說我在國外，不知道國內的仇富的情緒真是厲害。那要是民主社會的媒體，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仇富，他們的情緒和聲音必須要有媒體來反映。如果這么大一批人的聲音得不到反映這還叫民主嗎？有這么多人仇富那就更應該反映而不是壓著不動。
　　人物周刊：不同意你的觀點還發你的文章，好像還不現實。
　　薛涌：你說這種不現實，不是政治上的不現實，只是大家沒有立憲習慣，不習慣按程序解決問題。為什么要專欄制，專欄制是使編輯在行使權力的時候有一個局限。民主社會得從草根培養這種習慣，沒有這種習慣，中國搞不了民主。
　　大家生活環境不一樣，看法可能不一樣。比方我在美國生活了這么多年，國內很多的事情可能看不慣，我就提供一些點子，這是我的義務，你說你不同意，不適合國情，為什么我的觀點不適應國情，有些國情是不是應該修改？
　　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創作。戴上緊箍咒，寫的時候非常難受。

仇富的道德對社會有益
　　人物周刊：一段時間以來，你批評主流經濟學家，批評精英階層，指名道姓，“不留情面”，你知道國內一般不是這種批評方式。
　　薛涌：這是因為國內沒有公共討論的習慣。前一陣子美國有一個保守主義的評論家，寫了一篇文章講美國的政治文化。他勸美國的政治家在公開的場合彼此攻擊的時候，最好像在私下里的場合一樣文明一點。美國的民選政治家，在公開場合把彼此說成魔鬼，勢不兩立，吵得一塌糊涂，什么狠話都說，私下里卻彼此客客氣氣，相當尊重，有時候還承認，我的話說得有點過火，你的話還有點啟發。
為什么不能把私下里人與人之間的厚道，帶到公共層面來？民主社會就是這樣，公共層面是代表的是為某種人的利益說話。比如說，茅于軾他為富人說話，我為窮人說話，憑什么客客氣氣？憑什么厚道？在公共層面，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不能因為個人的厚道來做一些妥協。我在私下里對人都很好，都是客客氣氣，我朋友之間沒有人說我很尖刻，在私下里別人罵我狗血淋頭我可以不在意。
　　我是對茅于軾的思想不厚道，不是對他的人。這是兩回事情。中國跟美國正好相反。中國沒有公共辯論的傳統，沒有公共辯論的倫理。私下里互相使壞，到了公共場合，即使觀點不同，也客客氣氣，回避辯論。個人之間好像很厚道了，但把公共利益出賣了。所以，不要老說厚道不厚道，應該超出文人的圈子文化。
　　人物周刊：回到你批評茅于軾的問題上來，你了解中國當下辯論“仇富”話題的現實語境嗎？
　　薛涌：你就說“仇富”這事兒，我搜集的數字，所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基尼系數都比咱們低，貧富分化都沒有咱們嚴重。中國的貧富懸殊在亞洲第一，在全球排第三十幾，排在咱們前面的，都是非洲那些窮得不得了的國家。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還在急劇擴大，再往前走就是世界前幾名了。這種社會怎么能不仇富啊，不仇富不正常。
　　仇富是什么意思？仇富就是民主的開始?；浇滩皇浅鸶粏?，它說貧困給人帶來美德，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對財富批評得非常厲害。亞當·斯密也可以說仇富。因為他對工商勢力攻擊得非常厲害。美國不仇富嗎？美國當然仇富啊。愛德華茲競選總統本來勢頭不錯，后來因為他花了四百塊錢理個發，他的總統夢就此基本終結了。他的錢都是自己正當掙出來的，如今至少是幾千萬的身家吧。但四百塊理個發，美國媒體幾個禮拜都在談這事兒，這不是仇富嗎？在中國，大款四百塊理個發，能成丑聞嗎？
　　在西方發達國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來抑制富人的權利。比如競選，每一個人的捐款多少有一個控制，防止富人通過金錢的方式，謀得過多的政治利益。金錢多少可以不一樣，但權利要平等。成熟社會有一套這樣的方式。在沒有這一套的時候，仇富的這種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對社會很有益。
我現在最感壓抑的一點是，茅于軾的很多觀點，降低了我們社會道德準則的觀點，沒有機會來批判，而且批判它要寫長篇大論，要寫好多文章，更沒有地方發?？赡苓@個事情要是鬧大了，我要寫一本關于仇富的書。

對老左要保護，對新左要辯論
　　人物周刊：你怎樣看待貧富分化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左右分化？
　　薛涌：對左右之分，我好像有點感覺，不過從來不太當真。這么多人，怎么能簡單地分成左右？我自己大概就屬于和左右兩派都難融的。
　　左派有老左和新左之分。整個八十年代，我都把老左視為自己的敵人。不過，到了九十年代，老左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我不相信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會再形成實質性的威脅。同時，因為他們失勢的失勢，衰老去世的衰老去世，我倒是覺得他們可憐，需要保護。
　　人物周刊：為什么要保護？
　　薛涌：我認為中國是沒有歷史的國家。二十歲的和四十歲的不對話，四十歲的和六十歲的不對話。老一代沒有公信度，年輕一代拒絕承認上一代人的經驗有任何價值，不聽他們的話?，F在八十年代后這代人，根本不知道老左是怎么回事，不能體會在老左統治下是什么滋味，甚至對老左時代反而有一股溫情，對領袖也很崇拜。你跟他們說當年餓死多少人，他們甚至會跟你急，不許你污蔑偉大的祖國。這是在經濟增長中長大的一代。民族主義情緒、大國的自信，遠壓過了對過去痛苦的記憶。
老左的消失標志著民族記憶的消失?，F在的孩子，羨慕老左時代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工作怎么會餓死人？他們說你造謠污蔑。我想，如果我們真保護老左，讓他們和年輕人照照面，告訴年輕人不能留披肩發、不能穿連衣裙等等，年輕人有過去時代的活標本擺在眼前，就不會對計劃經濟有那么多玫瑰色的幻想。
　　人物周刊：“新左”呢？
　　薛涌：按說我沒有資格談“新左”。他們的東西大部分沒有看過。甘陽大概屬于新左吧。你寄來他在《讀書》上發表的長文，我也粗略看了一遍。
　　在我看來，甘陽的思想看上去復雜，實際上很簡單。他把改革以來的傳統叫自由的傳統，把改革以前三十年的傳統叫平等的傳統。并認為兩者和西方自由平等的傳統很類似，我們現在都應該擁抱?！　±蠈嵳f，讀了這些話，我真不知道他那么多年思想史都讀了什么。西方的平等傳統，是建立在“權利”的基礎上。中國改革前三十年的平等，則是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上。再往前追，中國古代“一君萬民”，這“萬民”也是平等的，即同樣屈從于一君的權力，沒有貴族可言。歐洲貴族乃至農奴，層級甚多，看上去很不平等。但是，人的地位是建立在權利的基礎上的。英格蘭的農奴要被判罪，也得經過陪審團審理，陪審員常常就是其他農奴，是受審者的鄰居。從權利的角度看，歐洲中世紀老百姓所擁有的一些平等權利，我們現在也未必有。
　　中國未來要建立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民主的政治制度，就必須形成以權利為核心的社會。甘陽所講的那種平等，非清除不可。那是靠一個絕對權力把社會削平的平等。如果我們的民族有記憶的話，他這套理論是不可能有市場的。問題是，現在這代人失去了歷史記憶。聽甘陽一說，不少人覺得不錯，真幻想著過去很平等。那個年月，部長有部長樓，有汽車、司機，高干有特供店，有內參看，甚至有文工團的女演員陪跳舞等等，火車的軟臥，不到一定級別不能坐。這樣的社會，真比現在平等嗎？甘陽的理論，正是建立在這種失憶后的幻覺上，很有誤導性。
　　人物周刊：你應該算左派還是右派？
　　薛涌：你說我這種主張“保護老左、斗爭新左”的人是左派右派呢？其實，派別也許不重要。我看中國知識界早被利益集團所侵蝕。所以，我現在的主要精力還是和“主流”們斗爭。他們是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講“效率優先”，我講“權利優先”。大家雖然都主張市場經濟，但是意識形態還是不同。也許他們是“老右”，我就自封“新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