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本報對“聶樹斌案”的報道

　　“聶樹斌案”在媒體披露后，曾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在人們紛紛討論司法悲劇的制度根源以及錯殺案背后的法律責任的時候，河北政法部門卻聲稱，聶樹斌案是錯案還為時尚早。意思很明白：王書金雖然招供了自己才是殺害康某的真兇，但他是否就是“真兇”，還有待法院的最后認定。如果王書金不是真兇，那么聶樹斌案就不是錯案。于是人們期待著法院最后的結論。
　　但檢察機關沒有給法院這個機會。據此前媒體的報道，在王書金案的一審中，檢察機關只對被告人王書金的其他犯罪事實進行了指控，而王書金提出了檢察院未訴的新的犯罪事實（即強奸殺害康某），并以此為由提出上訴，要求查清事實、承擔殺害康某的刑事責任。該案二審已經在河北高院進行了不公開的開庭審理，在二審中，檢察院和法院仍然繼續回避與聶樹斌之死有關的殺害康某案。
　　這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奇特的局面，并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法律問題：被告人不是以無罪或量刑過重為由而是以漏罪未查清為由提出上訴，而檢察機關似乎對被告人供認不諱的犯罪事實不感興趣。這該怎么辦？恐怕一般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想不到這種被告人“發飆”的情況。
　　按照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發現遺漏罪行可以分別按如下方法處理：在審查案件的時候，發現遺漏罪行，認為需要補充偵查的，應當提出具體的書面意見，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在提起公訴后開庭審理前，發現被告人有漏罪，可以建議公安機關或自偵部門先行偵查或自行偵查，在開庭審理階段根據法律規定提出延期審理的要求。在法院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發現遺漏罪行可以一并起訴和審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訴。
　　檢察機關應該以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成立，處罰犯罪，保證人權。在正當程序的條件下查清事實，給犯罪者應有的法律評價，不使無辜者受到冤枉，不僅僅是受害者及其家屬要求，也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要求，從根本上也是正義對司法的要求。因此對王書金是否殺害康某進行審查，既是聶樹斌家屬和一切同情聶樹斌命運的人們的要求，也是王書金自己的要求，因為好漢做事好漢當，他不愿意在走上刑場之時還背著連累他人的罵名。何況該案存在著巨大的嫌疑和明顯的線索——一個與此案無關的人，僅憑瞎編是編不出來“１９９４年８月５日石家莊郊區玉米地對康某實施強奸殺害”這些情形的，也無法進行至少六次供述和正確指認現場。對王書金是否殺害康某進行審查，更是保護康某家屬正當權利的要求?？的潮粡娂闅⒑?，無論是被王書金還是被其他什么人，康某的家人都有權利要求司法機關查清，并有權利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對殺人者提出民事賠償。這一點，不是檢察機關可以代勞的。進而言之，對社會公眾如此關注的重大案件，公開真相也是民眾知情權的基本要求。而且公開真相不是僅僅公布一個結果，而是要公開整個調查過程，隱私權不是一個障礙。
　　當地兩級政法機關為什么一反常態，對他們一向嫉惡如仇的罪行不聞不問，不予調查、起訴呢？原因就在于他們想以此來擱置人們對聶樹斌案的討論和追問。既然王書金是否殺康某沒有最后的司法結論，那么那些想為聶樹斌平反昭雪的人只能是瞎折騰了；何況王書金殺的人又似乎不止康某一個，是否殺康某并不影響他被判死刑。因此黑箱操作，速戰速決，早日執行，死無對證。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或者并不關心，匆匆殺掉王書金將對司法公信力造成無法彌補的巨大傷害。
　　這和他們執行聶樹斌死刑是出于同樣的邏輯。破了案，開了庭，走了過場，押上刑場，殺掉，不管對錯。聶樹斌從判決到執行只有２天的間隔。
　　在這里，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似乎只有找到并確認了真兇，才能證實聶樹斌案為冤案。非也。即使王書金不是殺害康某的真兇，即使無法找到真兇，只要聶樹斌受到了刑訊逼供，只要該案存在著重大的程序瑕疵，那么就可以說，聶樹斌案是個冤案。而且，只要控方的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只要對證據鏈存在著無法解釋的合理懷疑，那么就可以說，聶樹斌是被錯殺的（只有靠“死人復活”和“真兇歸案”才能糾正死刑冤案，這是我們司法制度的恥辱）。因此，河北高檢高法試圖回避王書金案與聶案相關聯的部分，從而達到“聶案討論到此為止”的效果，在對法律的認識上是相當幼稚的。從目前外界獲知的信息來看，河北高院拒絕受理聶樹斌案的申訴，同樣是沒有道理的。
　　造成聶樹斌的悲劇的主要源基因之一就是，把程序當兒戲。如果我們在王書金的案件中繼續把程序當兒戲，如果我們的司法機關繼續蔑視程序正義的要求，我們肯定無法避免錯殺無辜的悲劇再次發生。
　　我們或許可以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程序，槍下留人，為了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