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群留學生專訪法國漢學家雅克·班巴諾

拿著獎學金讀北大

事情是這樣的，1958年，中國想往法國派留學生，但是當時兩國還沒有建交，于是中國政府率先發出邀請，邀請兩名法國學生去中國留學，這樣一來，也許法國也會相應地邀請中國學生。一年前，北京大學和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大學之間就已經簽訂了這樣一個互派留學生的協定。不過法國外交部不接這個茬兒，當時法國承認的還是國民黨政府，而且外交部又是法國政府部門里最反共的。事實上，戴高樂在1964年決定和中國建交的時候，直接跳過了外交部，因為他早就知道外交部會堅決反對。最后，外交部的人是看了報紙才知道法國已經承認中國了（笑）。不過法國承認中國是有條件的，戴高樂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兩名關押在中國監獄里的法國公民，其中一位叫魏智（Henri Vetch）。這個人是書商，在北京開法語書店已經有年頭了。他入獄是因為書店里的一名日本員工。據說這個日本人和一個意大利人在1949年策劃刺殺毛澤東（1950年9月，日本人山口隆一和意大利人李安東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參與策劃炮轟天安門城樓、刺殺黨和國家領導人，1951年8月被執行槍決。在此之前，山口隆一是北京東交民巷法語書店中文部的編輯。書店老板魏智被認定為共犯，判處十年徒刑，1954年被驅逐出境。這里班巴諾先生可能記憶有誤——采訪者注）。這到底是真事還是莫須有的罪名呢，到現在也說不太清楚。

話說回來，法國外交部的路沒有走通，中國政府轉而向法國共產黨求助，通過一個叫法中友好會（Amitiés Franco-chinoises）的法共官方組織，從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應屆畢業生里挑選留學生。其中成績最好的三個人里只有我想去，所以就是我了。我在北大待了兩年，從1958年到1960年，拿的是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具體多少錢我忘了。反正我在北京的時候一點兒也不缺錢，不僅因為獎學金給得多，還因為我為外文出版社工作。雖然當時也有所謂的外國專家，外文出版社還是需要校對稿子的人手，正好我既懂中文，又在索邦大學修過文學。他們有時候會在晚上十點給我打電話：“雅克，雜志明天就要出版了，你能不能現在就過來，幫我們最后再審一篇稿子？”要知道，外文出版社每個月都要對外出版宣傳刊物，各國語言都有，中國編輯自己寫的外語稿子總是需要潤色的。這份工作的稿酬很高，因為外文出版社把我當專家對待，按照聯合國制定的價格付我翻譯費，我在北京買書的錢就是這么掙來的。有時候他們要我把一整本中文書翻成法語，那我就可以出手闊綽地請朋友們去全聚德大吃一頓了?。ㄐΓ?/p>

在北京住宿是免費的，我當時住在北大老校區，就是原來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的校址。那里美極了，有花園，有湖，而且聽說我住的那幢房子在燕京大學時代是女生宿舍（笑）。那時候在北京城里還能看見城墻，到處都是胡同，胡同里雞和兔子竄來竄去，馬路上還有駝隊經過（笑）。你隨便找一塊路邊的大石基坐下來，就可能坐在一件文物上。那時候，北京真是一座特別的城市，可惜現在都沒有了，不然北京一定會取代巴黎，成為最多游客光顧的城市。

我在北京的第一年主要就是學語言，每天上午都有中文課，是小班課，只有四五個學生。我記得一位意大利女學生，她的丈夫就是所謂的“外國專家”，是意大利共產黨派到中國來工作的。

第二年，我運氣太好了，成了吳曉鈴的學生！吳曉鈴是中國古典文學和戲劇研究領域的大學者，我在巴黎的時候就聽說過他。當時他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已經不帶學生了。況且就算他愿意帶學生，我也不能直接從北大轉到中科院。因為根據協議，只有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學生才有可能去中科院讀碩士。我不死心，還是給中科院寫了一封信，希望吳曉鈴能收我。中科院很為難，一方面法國和中國之間還沒有簽訂類似的協定，但另一方面，我是第一個毛遂自薦的法國留學生，直接拒絕也不太好。所以院方找到吳曉鈴，跟他說：“現在有這么一封學生來信，我們院里不方便回復，不過你可以以個人的名義給他回信。每周安排一個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