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不僅是“經濟人”，也是“宗教人”
政府如何更從容地朝“社會化”或“市場化”管理方向邁進，爭取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他者越認為你是道德的，你越有可能最大化你的道德行為取向，以仁義、慈善和正直的人的面目出現
人物周刊：現在都市中一些富足多金的白領，或者更寬泛地說中產階級，開始信教。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陳進國：我們知道，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即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如信息／戰略選擇等），理性人總是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宗教學家有“宗教人”的設定。其中蘊含著兩層意思：人既是理性的，也是道德的。即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人同樣會最大化自己的道德偏好，總是希望被他者認為其本性和行為是道德的。而且他者越認為你是道德的，你越有可能最大化你的道德行為取向，以仁義、慈善和正直的人的面目出現。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現代都市中特定的社會階層，白領和中產階級和其他階層的信仰者并沒有什么兩樣，同樣是需要從宗教中獲取終極意義或精神價值的回報，或者是“靈驗”之類的功利性報償。
由于這個階層比城市或鄉村的底層掌握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本，他們甚至可能從宗教信仰中獲得更大的回報。諸如新興階層信眾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客觀上強化了某些宗教團體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利益訴求，反過來教團或宗教勢力也可能有效地反哺著這些信眾的“實際的和想象的”利益訴求。
人物周刊：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陳進國：我想這種現象的出現，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根源。從社會結構變遷角度來看，目前中國大陸正處于社會調整和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多發的危險時期。
作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都市的白領和中產階級在積極追求和維護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在各類利益保障制度（如私有財產的合法化，產權的明晰化等）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情形下，心理上的“焦慮感”和“不穩定感”同樣是相當強烈的，故而這個階層的“信教”不僅僅是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結果，更是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產物。
人物周刊：為什么收入和地位都較高的白領，反而信仰需求更加強烈？
陳進國：討論都市中的白領和中產階級的信仰需求問題，首先應當對這個相對富裕的階層構成有一個相對清醒的了解。這個階層當然包括眾多的知識精英或所謂的“文化人”，客觀上講也是接受中國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中的“無神論” 教育最徹底的一群人。但其實宗教社會學家的調查恰恰表明，所謂的“無信仰者”是所有宗教背景中最不穩定的群體，他們往往更容易皈依某種宗教形態。
其次，同收入和地位較低的階層相比，隨著身份的改變或者地位的提升，這些較高階層的人也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來理性地表達和選擇他們的宗教信仰。
人物周刊：在都市白領和中產階級中，基督教和佛教似乎尤其興盛，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陳進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對基督宗教和佛教等體制化宗教形態的強勢管制是高成本的，最優戰略是默許或承認其進入合法化經營（包括讓部分家庭教會合法化）。因而，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人很多，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與這些宗教信仰形態經多次博弈和討價還價的結果。
人物周刊：那么政府應該如何加以引導和管理？
陳進國：在“大宗教”的視野下，政府如何逐步克服“危機管理”模式，更從容地朝“社會化”或“市場化”管理方向邁進，爭取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深入反思的問題。
在政府與宗教界的“合作博弈”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市場準入”標準和“游戲規則”（或者是宗教法）？這對于構建一個健康的“宗教信仰超市”，使之更有效地參與構建和諧的宗教市場或平衡的“宗教生態系統”，或許是有益的。
?。?FONT face=楷體_GB2312>陳進國，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F為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中國民間宗教研究室副研究員。）
人物周刊：現在都市中一些富足多金的白領，或者更寬泛地說中產階級，開始信教。您怎么看這個現象？
陳進國：我們知道，經濟學假定人是理性的，即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如信息／戰略選擇等），理性人總是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宗教學家有“宗教人”的設定。其中蘊含著兩層意思：人既是理性的，也是道德的。即在面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人同樣會最大化自己的道德偏好，總是希望被他者認為其本性和行為是道德的。而且他者越認為你是道德的，你越有可能最大化你的道德行為取向，以仁義、慈善和正直的人的面目出現。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現代都市中特定的社會階層，白領和中產階級和其他階層的信仰者并沒有什么兩樣，同樣是需要從宗教中獲取終極意義或精神價值的回報，或者是“靈驗”之類的功利性報償。
由于這個階層比城市或鄉村的底層掌握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本，他們甚至可能從宗教信仰中獲得更大的回報。諸如新興階層信眾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客觀上強化了某些宗教團體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利益訴求，反過來教團或宗教勢力也可能有效地反哺著這些信眾的“實際的和想象的”利益訴求。
人物周刊：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種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陳進國：我想這種現象的出現，有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根源。從社會結構變遷角度來看，目前中國大陸正處于社會調整和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多發的危險時期。
作為“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都市的白領和中產階級在積極追求和維護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在各類利益保障制度（如私有財產的合法化，產權的明晰化等）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情形下，心理上的“焦慮感”和“不穩定感”同樣是相當強烈的，故而這個階層的“信教”不僅僅是個人“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結果，更是經濟市場化和社會多元化的產物。
人物周刊：為什么收入和地位都較高的白領，反而信仰需求更加強烈？
陳進國：討論都市中的白領和中產階級的信仰需求問題，首先應當對這個相對富裕的階層構成有一個相對清醒的了解。這個階層當然包括眾多的知識精英或所謂的“文化人”，客觀上講也是接受中國現代國民教育體系中的“無神論” 教育最徹底的一群人。但其實宗教社會學家的調查恰恰表明，所謂的“無信仰者”是所有宗教背景中最不穩定的群體，他們往往更容易皈依某種宗教形態。
其次，同收入和地位較低的階層相比，隨著身份的改變或者地位的提升，這些較高階層的人也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來理性地表達和選擇他們的宗教信仰。
人物周刊：在都市白領和中產階級中，基督教和佛教似乎尤其興盛，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陳進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對基督宗教和佛教等體制化宗教形態的強勢管制是高成本的，最優戰略是默許或承認其進入合法化經營（包括讓部分家庭教會合法化）。因而，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人很多，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與這些宗教信仰形態經多次博弈和討價還價的結果。
人物周刊：那么政府應該如何加以引導和管理？
陳進國：在“大宗教”的視野下，政府如何逐步克服“危機管理”模式，更從容地朝“社會化”或“市場化”管理方向邁進，爭取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深入反思的問題。
在政府與宗教界的“合作博弈”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市場準入”標準和“游戲規則”（或者是宗教法）？這對于構建一個健康的“宗教信仰超市”，使之更有效地參與構建和諧的宗教市場或平衡的“宗教生態系統”，或許是有益的。
?。?FONT face=楷體_GB2312>陳進國，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F為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中國民間宗教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