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那個時代的污點證人”宋彬彬的符號人生

19歲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從此一生都窮于應付追捧、流言、責罵與內心沖突。如今，67歲的她終于鼓足勇氣面向社會道歉，卻發現仍然無法擺脫自己身上的“符號”。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一邊罵她，一邊期望她永遠做那個符號性質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兩個老人在爭論。

王冀豫和常砢，這對空軍大院里一起長大的北京發小兒，根紅苗正的紅二代，現在都已經過了60歲。

他們在說幾十年前的一場打斗。在那場打斗——確切地講應該是“武斗”中，16歲的王冀豫打死了一個比他大3歲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寬容，他并未受到實質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動向媒體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懺悔四十年的紅衛兵”而著稱。

而常砢，正是當年找他去參加那場武斗的人。

“你不要總把那事兒當做一種沉重的負擔。”常砢試圖開解王冀豫。幾十年來，王冀豫總是想跟他討論有關武斗、“文革”的種種話題，他總是繞開。“當時就是那種形勢，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讓我們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讓她上去戴袖章，結果她背了幾十年黑鍋。”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沒我現在坐在這兒了。照我這種鬧法，可能‘文革’期間就被人打死了。”

這場討論的一個月前，他們共同的熟人宋彬彬——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一個67歲的喪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一間會議室里捧著《道歉書》一字一句地念，幾度哽咽落淚。她的面前，是數十名她當年的老師、同學，和不停拍照的媒體記者。

道歉之后，社會評論鋪天蓋地而來?；蛸澔蝾?。

“是文質彬彬的彬嗎？”

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樸素的白絨衣，黑外套，青絲中夾著絲絲白發，一副高度近視鏡架在鼻梁上。面對記者們的攝像機，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盡管曾經聲明過“不接受采訪”，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問題?；氐侥感?，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時代——那時，她有個外號，“小迷糊”。

無數人通過電影、廣播、報紙得知了她的“壯舉”——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出席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天安門城樓上，她將“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左臂上，一躍成為紅衛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這一“壯舉”的直接導演，卻鮮為人知。

“這幾十年，我跟別人講這事兒的時間加起來都沒今天多。我父親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他總結。

這位原空軍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為個頭高，他這個北京師范學院附中的初三學生才能在那個上午被選拔進“代表”隊伍，登上天安門，“策劃”了向毛澤東獻袖章事件。

這一切本來都是偶發事件。

幾天前，風云突變。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7名常委擴大為11名，劉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則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新的接班人。同時，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將“文革”由毛澤東的個人決定上升為全黨決議，山雨欲來。

從現存的影音資料上看得到：城樓上，很多國家領導人臉色陰沉，一言不發。同天安門下狂熱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群眾形成極大的反差。周恩來臨時決定，安排一部分中學生上城樓，以活躍氣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兩個。此前，年齡相差3歲的他們素未謀面。

常砢的父親是一位中將，中國空軍的締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樓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塊沒有字的紅布，給我爸戴上了。后來就看見宋彬彬戴著‘紅衛兵’袖章。我想，讓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們紅衛兵不就被承認了嗎？”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來了她戴的袖章，想闖過去給毛澤東戴，被便衣警衛攔住。他回來，帶著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個學生又奔了過去。“我們倆男生把便衣抱住，她們倆就過去了。一會兒宋彬彬回來跟我說：戴上了！”

在毛澤東身邊，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線——公安部長謝富治。謝富治認識她，問：“干什么？”“給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運氣出奇地好。接下來的半年內，毛澤東又接見了7次紅衛兵，總人數達1200萬人次。這7次接見已被“正規化”，獻袖章這樣的自發舉動不再被允許。

被戴上袖章的不僅是常砢的父親和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無數中學生在城樓上尋找著國家領導人，給他們戴上字跡、規格、型號各異的袖章。只有劉少奇予以了拒絕。另外一個男生想給毛澤東的右臂戴上“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也被拒絕。兩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樣，都是一言不發，用手往下擼。

現場，一個女播音員用播音腔復述了毛澤東和宋彬彬在城樓上的即興對話：“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對。”“要武嘛。”

梳著兩條小辮，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視眼鏡的宋彬彬雙手握住毛澤東的大手，咧著嘴笑，激動得話都說不出來。

她沒有料到，這幾句話改變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墜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間會議室里，道歉、鞠躬、落淚的還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對象還包括了宋彬彬。

“……對不起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八一八’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壯實的劉進同樣頭發花白，戴著眼鏡。她是這場道歉會的核心組織者。當年，她是學校的頭號政治明星。

“我那時候就跟農村來的土丫頭似的。對學校的做法很不滿意，工農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學率，存在明顯的‘驕嬌二氣’……”劉進也是高干子女，她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湖北省委書記，最后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她跟著轉學到北京，馬上與環境迎頭相撞。女附中不滿意她的考試成績，硬是給她留了一級。

女附中——當年的實驗中學，全稱是“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學這一頭銜，它當之無愧。1965年高考，清華某專業在北京只給三個女生名額，全部被女附中奪走。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劉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