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廬山論冰”真相

1960年代李四光在辦公室看標本。 （圖片采自《李四光畫傳》）

冰川，是地球上存在之一“物”。第四紀冰川，是自然史中的過客。第四紀冰川遺跡在中國的有或無，是科學研究的問題，與國家榮譽無關。對“第四紀冰川”作政治解讀，始作俑者是李四光。

第四紀冰川是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李四光自1921年起，相繼多次報告了在中國東部發現的第四紀冰川遺跡，也引起了國內外地學界歷時持久的爭論。不同觀點之間的討論、交鋒，本來是學術界極為正常的現象，但李氏大約從1951年起突然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殃及中國地質學的健康發展，則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1951年的李氏冰川故事

前文（《李四光與丁文江的恩恩怨怨》，《南方周末》2014.1.30）述及李四光在《地質工作者在科學戰線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中，否定丁文江、翁文灝和地質調查所，否定現代地質學在中國發展的成就，在其行文中只有政治上的判斷而未列舉具體事例。全篇講話中列舉有具體事例者，只涉及與他自己相關的成就，一是“第四紀冰川”，二是“地質力學”。

對李四光1951年論述做反復研讀和考證之后，筆者發現，他在改寫整個中國現代地質學史的同時，也改寫了有關第四紀冰川問題爭論的史實陳述。

把有關文字做一梳理，李四光講述第四紀冰川問題的梗概是：

（1）1921年，我在太行山麓發現冰川遺跡，將采集到的條痕石帶回北京，安特生看過之后，以輕蔑的態度一笑置之，使我大吃一驚。

（2）安特生的一笑，導致形成一個以他為中心的圈子，由這個圈子的把持，影響了第四紀地質等問題的研究發展。

（3）1933年我又在廬山發現了大批冰流遺跡。把持中國地質學界的權威怕丟面子，于是請外國人出面反對。

（4）請外國人到廬山舉行辯論，結果他們或硬是反對，或是一言不發。那些外國人為什么這樣做呢？就是要維持他們在中國的威信。

（5）1936年我在黃山發現了絕對無可否認的冰川遺跡以后，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德國教授費斯孟，兩次跑到黃山看過，他隨后寫文章吹噓自己在中國看到的冰川現象。

（6）1937年安特生又來中國，我給他看了一些材料后，他跑到西康，回去發表在中國看到冰川現象的文章，但一字不提中國人在他以前所做的工作。

（7）在安特生發表意見以后，中國的某些人也隨之跟著他走起來了。（《李四光全集》245-248頁，以下簡稱《全集》）

通觀李氏所講，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在李看來，反對李氏冰川觀點的人，是一些為了維護自己面子和權勢的中外權威人士，他們形成了壓制李四光的圈子；贊同李氏觀點的外國人費斯孟，有“吹噓”和抄襲之嫌（李對費的評價在此前后有所不同——樊注）；改變了觀點的中國地質學家，是因為跟著安特生跑的結果。

很不幸，在他列舉的地質學家中，除他自己而外，似乎沒有誰是對的。

更不幸的是，李四光繼而把學術問題轉化成為政治問題，結論是：

由于外來的文化侵略勢力和本國的買辦思想結合起來而成的局勢，將近30年，在這一方面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全集》第8卷248頁）

外國人不相信，就給他貼上外國“文化侵略勢力”的標簽；中國人不相信，就給他貼上“買辦”的標簽。

“安特生態度”的原始版與修訂版

李氏冰川故事的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22年，主要事主是安特生，案由是安特生對待李四光發現冰川遺跡所持的態度。

安特生（1874-1960）是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1914年，因當時瑞典被中國認為是“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西方國家，中國政府根據丁文江的建議，聘請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起初協助調查煤鐵資源，后亦在地質研究所授課，曾帶領學生在華北地區進行野外實習和考察。1918年，安特生因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發現了煙筒山鐵礦而受到贊譽。在勘察礦藏顧問的職責范圍之外，他還為推動中國史前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和仰韶文化的發現者，也由此為中國古史研究引上田野考古之路。

安特生于1926年回國，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1928年任瑞典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

與冰川話題相關者，安特生多年在華北從事考古發掘，根據親身所得資料，認為這一地區挽近地質時期（一般指第四紀以來地殼運動的時期——樊注）為干旱氣候，不會有冰川發生。1937年他再度來華時，曾赴中國西部高原的西康一帶考察冰川遺跡，結論認為那屬于古冰川，而非第四紀冰川。

1921年，李四光根據在太行山麓發現的冰川遺跡，寫出英文報道《華北挽近冰川作用的遺跡》，翌年1月發表在英國《地質雜志》上。

1922年5月26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李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作用的證據》的講演。身為中國地質學會創立會員的安特生也參加了會議。他對李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但沒有公開發表評論。

有關安特生的態度，李四光在1933年11月中國地質學會年會上憶述往事的原始版本是：

11年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