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碼】儒家士子何以為官
讀圣賢書的儒家士子應該比普通人更具洞察力與責任感，也應該承擔比普通人更多的社會義務。但倘若官員們尚有對為官之道的敬畏，對民生與民心的尊重，又怎會說出類似“威脅我就是威脅黨”的昏話！至于魚肉百姓、動輒貪污億萬者，也可能對“誅伐之史筆”心存戒惕。
責任編輯：蔡軍劍 實習生 程勝濤
奸佞的官員雖能僥幸逃脫當日的懲罰，但絕不可逃誅伐之史筆
崇禎十七年（1644）春天，明朝禮部尚書王鐸正在避難江南的途中，當聽說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后，他的悲傷并不像那些極端忠君的士人那么強烈，他甚至批評崇禎帝任命官員“不用棟而用藜”。對于明代的亡國，王鐸似乎也早有預料：“壞我國家者，皆十七年之所以諂事欺蒙、刑名雕刻為能事，賣官剝削為勛勞。”直接將傾危社稷的責任推給當日腐敗的吏治與穢行累累的權臣。到了這一年的五月，王鐸意外地被弘光小朝廷任命為內閣大學士，官至次輔。但一年之后他投降滿清，成為一位備受指摘的貳臣，甚至有人認為他和馬士英都應該對弘光朝的覆亡負責，但是從沒有人將貪賄這樣的罪名加諸其身。
在熟讀史書的王鐸看來，奸佞的官員雖能僥幸逃脫當日的懲罰，但絕不可逃誅伐之史筆。在1639年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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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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