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解嚴20年
“解除戒嚴２０周年，到底是在慶祝什么？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
“而這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獲。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STRONG>
“戒嚴”這個詞匯，大陸民眾未必熟悉，對臺灣民眾來說，這卻是他們整整３８年的生活。
從１９４９年開始，根據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了抵抗“共產主義”，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宣布在臺灣地區“實行戒嚴”。
根據《中國時報》的描述，“那是一段頭發不能留長、報紙不能亂報道、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報禁、黨禁，樣樣都禁?！?BR> 而那段日子留給臺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記憶，只有八個字：“恐懼、不安、懷疑、猜忌?！?BR> ?。玻澳昵暗模吩拢保等?，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實行了３８年的戒嚴體制，進而宣布解除“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解除“黨禁”——允許人民自由組黨。
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于來到了！”
“臺灣的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
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的書，剛到機場即被扣住，因為“他名字也叫馬克思”；法國作家左拉的書被禁，則是因為他名字帶一個“左”字；《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劫難，警察們會以為這是教人發財的書本。
在言論禁錮的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臺灣查禁之列。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楊渡記得，“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剎那，卻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干‘地下革命’的快感?！?BR> 臺灣記者盛竹如，在其《熒光幕前──盛竹如電視生涯回憶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繪：“雙十節這天（１０月１０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BR> 臺灣《自立晚報》記者田士林，因為寫下“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一句話，《自立晚報》被?？?，而田士林則被送到了關押著政治犯、重刑犯的綠島“管訓八年”。
“整個臺灣陷入沉默?！笔┟鞯禄貞浾f，“（當時的）臺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BR> 臺灣《自由時報》將“戒嚴”與“動員戡亂”比作“兩尊門神”，“在大半個冷戰時代里，一左一右地，緊緊看管著任何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可能”。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蘇起，特別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戒嚴措施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不過謝長廷這樣的“黨外分子”，１９８１年中有一次打電話，聽筒里突然傳來罵聲：“電話不要講那么久”，原來監聽人員聽得不耐煩了，令他收聲。
在此兩年前，謝長廷、陳水扁等作為“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為臺灣民眾熟知。而那次大審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聲說：“臺灣的大害，就是黨禁、報禁、戒嚴令?！?BR>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盡管國民黨的宣傳管理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一直試圖阻止，但是１９７９年的《中國時報》，依然對“美麗島大審”作了詳盡報道。
“國民黨解嚴和民主改革，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碧K起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而這個“漸變的過程”，伴隨著“黨外反對運動”的風起云涌和臺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上世紀８０年代，臺灣經濟繁榮，民權運動風潮洶涌，終于在１９８６年促成第一次大規模、有動員的“反戒嚴”群眾運動。當時，臺商與大陸間半公開的經貿已經悄然開展。
?。保梗福的?，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拔乙笏夥劈h禁，釋放除了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笔┟鞯聦Ρ緢笥浾哒f。
據蘇起回憶，也正是１９８５年，蔣經國指示成立了６個黨的“革新小組”， “革新”的議題，就包括了解嚴、開放報禁等。這一年的１２月２５日，蔣經國終于親口說，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有人選下任總統。
“某種意義上，經濟發展初期，蔣經國實行的威權政治，贏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安定?！鼻爸腥A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這是為政治發展提供條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開放，因為富有的人們自然要求自由?！痹谟谧谙鹊挠洃浿?，那是黃金十年，沒有那個年代的準備，便沒有現今的民主和自由。
?。保梗福赌辏乖拢玻溉?，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彼時“黨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則消息。
?。固旌?，蔣經國接見美國客人時，宣布“即將解除戒嚴”。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貞浂昵暗哪且豢?，馬英九說，感覺是“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施明德記得，在那幾天之后，蔣經國就派了人去監獄里找他?！八嬖V我蔣經國答應撤除戒嚴令，但是需要一點時間?！笔┟鞯抡f。
這之后，到最終簽署政令宣布解嚴，又是近１０個月時間。無論對這個成立了７５年的老大政黨來說，還是對這個和父親一起威權統治臺灣３８年的老人來說，無論出于自愿，還是被迫，這都不會是一個朝夕而得的決定。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笔┟鞯抡f。
一夕松綁，百花齊放
解嚴之后，反應最快的或許是在臺灣的大陸籍老兵和在大陸的臺灣籍老兵。等了近４０年，他們獲準返鄉探親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
而歷史學者秦風也發現，“以前常年認為的‘搗蛋分子’，突然和執政黨平起平坐了”，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學習”。
不過，解嚴之于臺灣，最顯著的變化，還是媒體，和管媒體的機構。
?。保梗福改暝隆皥蠼苯獬?，緊隨而至的，是不斷冒出的有線電視臺、報紙、雜志，用臺灣媒體的話說，是“春雷一聲響”，“所有報老板與記者都鉚足勁，好像等待開跑前的預備哨”。
“過去的禁忌沒有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道與調查報道出現，媒體加速了臺灣政治民主化?！钡谝晃坏酱箨懖稍L的臺灣記者徐璐這樣對《自由時報》說。
而據于宗先觀察，“有了表達的自由，社會運動反而少了”。
那一年，現任職于《中國時報》的夏珍剛進入報社不到一年?！拔覀円呀洓]有了前輩記者的感受，什么地方是禁區，什么地方要曲筆，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概念?！彼龑δ戏街苣┯浾哒f。
?。保梗福纺?，《中國時報》固定１２版，現在已經發展到至少３６個版。同樣經歷了真正市場化的發展的，還有《聯合報》、《自由時報》。它們迅速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成為臺灣“三大報”。
同樣經歷著深刻變化的還有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個曾經管理所有媒體的機構，迅速失去了曾經享有的“尊榮”。
“文工會偶爾還會來電話，讓我們不要報道什么事?！毕恼湔f，“報社老板有時候會給面子，但是下面的編輯記者，誰也不會理會這樣的招呼了?！?BR> 現任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的張榮恭，彼時也在“文工會”擔任“非正式職務”。他回憶說：“以前都是文工會的中層直接打電話給各個媒體的高層，解嚴之后就反過來了，文工會的高層打電話給媒體中層，人家也愛理不理了?！?BR> “國民黨的身份變了，凌駕在上的心態和作風也必須改變了?！睆垬s恭說?！拔墓焙髞砀闹瞥蔀椤拔幕瘋鞑ノ瘑T會”，主要職責也變為“與媒體溝通，為媒體服務”。張榮恭一度任其主委，“我們唯恐怠慢了媒體?！彼χf。
“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
“得益于臺灣四十年地方自治選舉的民主訓練，和經濟大發展后很小的貧富差距，解嚴之后，臺灣社會并沒有發生什么混亂?！鼻仫L說。
而國民黨反倒是經歷了一場深刻質變。到１９９０年，臺灣政黨總數已經近百，“國民黨也只是在民政機關注冊的政黨之一了?！睆垬s恭說。
如果說１９８８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黨內民主進程推向縱深，那么，１９９６年國民黨正式推動“總統直選”，“則可以說國民黨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蘇起說?！斑@正是國民黨在解嚴之后，最大的收獲所在?！?BR> 但是第二次“總統選舉”失敗，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失敗原因不在于解嚴，而在于自身分裂?！碧K起說。于宗先還提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財團的政治獻金泛濫，甚至成為了常態?！薄皥陶h對自己沒有了約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BR> “其實正是國民黨推動的民主進程，給了國民黨新的機會?！鼻仫L分析說，“如果國民黨堅持威權統治，那么一旦這個政權被臺灣民眾推翻的話，國民黨就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它還有自新的機會，它還有重新通過選舉贏得政權的機會?！?BR>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睆垬s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誠如施明德的觀察，“戒嚴太久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F在的臺灣社會，謾罵、懷疑、攻擊、爭權奪利、算老賬，這些都是戒嚴的后遺癥”。
“解除戒嚴２０周年，到底是在慶祝什么？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解嚴對臺灣來說，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臺灣社會開始學習認識人的尊嚴與平等價值，思考更為開放，觀念更為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麗?！薄吨袊鴷r報》的評論，似乎是一個回答。
在于宗先看來，２０年來，有兩種力量很了不起?！傲⒎ㄔ?，政黨們可以在這里互相揭短、攻擊和辯論，執政黨很難為所欲為，因為有對手在看著；另一種就是狗仔隊，除了最高長官們，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隊在盯著，一不小心就會被拍下來。這也是約束的力量?！?BR> 秦風的闡釋是：“ ２０年來，民主憲政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不少?！薄岸@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獲。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
“戒嚴”這個詞匯，大陸民眾未必熟悉，對臺灣民眾來說，這卻是他們整整３８年的生活。
從１９４９年開始，根據國民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了抵抗“共產主義”，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宣布在臺灣地區“實行戒嚴”。
根據《中國時報》的描述，“那是一段頭發不能留長、報紙不能亂報道、話不能亂說、字不能亂寫，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個充滿‘禁忌’的時代，報禁、黨禁，樣樣都禁?！?BR> 而那段日子留給臺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的記憶，只有八個字：“恐懼、不安、懷疑、猜忌?！?BR> ?。玻澳昵暗模吩拢保等?，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實行了３８年的戒嚴體制，進而宣布解除“報禁”——允許人民自由辦報，解除“黨禁”——允許人民自由組黨。
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于來到了！”
“臺灣的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
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的書，剛到機場即被扣住，因為“他名字也叫馬克思”；法國作家左拉的書被禁，則是因為他名字帶一個“左”字；《資本論》倒是有機會逃脫劫難，警察們會以為這是教人發財的書本。
在言論禁錮的年代，五四運動以來知名作家，包括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在內，其著作皆在臺灣查禁之列。
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楊渡記得，“青年學子拿到禁書的一剎那，卻感到莫名興奮，有一種干‘地下革命’的快感?！?BR> 臺灣記者盛竹如，在其《熒光幕前──盛竹如電視生涯回憶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繪：“雙十節這天（１０月１０日，“中華民國國慶日”），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搶劫、車禍等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BR> 臺灣《自立晚報》記者田士林，因為寫下“透過一位華僑的大腿，正巧看到蔣總統在校閱三軍部隊”一句話，《自立晚報》被?？?，而田士林則被送到了關押著政治犯、重刑犯的綠島“管訓八年”。
“整個臺灣陷入沉默?！笔┟鞯禄貞浾f，“（當時的）臺灣社會是沒有聲音的，知識分子不敢講話，一般人民只有服從，或者是去當國民黨的‘料被丫’（閩南語，指打小報告的人）?！?BR> 臺灣《自由時報》將“戒嚴”與“動員戡亂”比作“兩尊門神”，“在大半個冷戰時代里，一左一右地，緊緊看管著任何顛覆國民黨統治的可能”。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蘇起，特別向南方周末記者強調，“戒嚴措施對普通民眾影響有限”。不過謝長廷這樣的“黨外分子”，１９８１年中有一次打電話，聽筒里突然傳來罵聲：“電話不要講那么久”，原來監聽人員聽得不耐煩了，令他收聲。
在此兩年前，謝長廷、陳水扁等作為“美麗島大審”的辯護律師，開始為臺灣民眾熟知。而那次大審的“主犯”施明德，在法庭上大聲說：“臺灣的大害，就是黨禁、報禁、戒嚴令?！?BR>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
盡管國民黨的宣傳管理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一直試圖阻止，但是１９７９年的《中國時報》，依然對“美麗島大審”作了詳盡報道。
“國民黨解嚴和民主改革，經歷了一個漸變的過程?！碧K起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而這個“漸變的過程”，伴隨著“黨外反對運動”的風起云涌和臺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上世紀８０年代，臺灣經濟繁榮，民權運動風潮洶涌，終于在１９８６年促成第一次大規模、有動員的“反戒嚴”群眾運動。當時，臺商與大陸間半公開的經貿已經悄然開展。
?。保梗福的?，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拔乙笏夥劈h禁，釋放除了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笔┟鞯聦Ρ緢笥浾哒f。
據蘇起回憶，也正是１９８５年，蔣經國指示成立了６個黨的“革新小組”， “革新”的議題，就包括了解嚴、開放報禁等。這一年的１２月２５日，蔣經國終于親口說，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有人選下任總統。
“某種意義上，經濟發展初期，蔣經國實行的威權政治，贏得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安定?！鼻爸腥A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這是為政治發展提供條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開放，因為富有的人們自然要求自由?！痹谟谧谙鹊挠洃浿?，那是黃金十年，沒有那個年代的準備，便沒有現今的民主和自由。
?。保梗福赌辏乖拢玻溉?，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彼時“黨禁”尚未解除，但是《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則消息。
?。固旌?，蔣經國接見美國客人時，宣布“即將解除戒嚴”。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貞浂昵暗哪且豢?，馬英九說，感覺是“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施明德記得，在那幾天之后，蔣經國就派了人去監獄里找他?！八嬖V我蔣經國答應撤除戒嚴令，但是需要一點時間?！笔┟鞯抡f。
這之后，到最終簽署政令宣布解嚴，又是近１０個月時間。無論對這個成立了７５年的老大政黨來說，還是對這個和父親一起威權統治臺灣３８年的老人來說，無論出于自愿，還是被迫，這都不會是一個朝夕而得的決定。
“解嚴，這是國民黨的歷史共業?！笔┟鞯抡f。
一夕松綁，百花齊放
解嚴之后，反應最快的或許是在臺灣的大陸籍老兵和在大陸的臺灣籍老兵。等了近４０年，他們獲準返鄉探親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
而歷史學者秦風也發現，“以前常年認為的‘搗蛋分子’，突然和執政黨平起平坐了”，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學習”。
不過，解嚴之于臺灣，最顯著的變化，還是媒體，和管媒體的機構。
?。保梗福改暝隆皥蠼苯獬?，緊隨而至的，是不斷冒出的有線電視臺、報紙、雜志，用臺灣媒體的話說，是“春雷一聲響”，“所有報老板與記者都鉚足勁，好像等待開跑前的預備哨”。
“過去的禁忌沒有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道與調查報道出現，媒體加速了臺灣政治民主化?！钡谝晃坏酱箨懖稍L的臺灣記者徐璐這樣對《自由時報》說。
而據于宗先觀察，“有了表達的自由，社會運動反而少了”。
那一年，現任職于《中國時報》的夏珍剛進入報社不到一年?！拔覀円呀洓]有了前輩記者的感受，什么地方是禁區，什么地方要曲筆，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概念?！彼龑δ戏街苣┯浾哒f。
?。保梗福纺?，《中國時報》固定１２版，現在已經發展到至少３６個版。同樣經歷了真正市場化的發展的，還有《聯合報》、《自由時報》。它們迅速取代了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成為臺灣“三大報”。
同樣經歷著深刻變化的還有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個曾經管理所有媒體的機構，迅速失去了曾經享有的“尊榮”。
“文工會偶爾還會來電話，讓我們不要報道什么事?！毕恼湔f，“報社老板有時候會給面子，但是下面的編輯記者，誰也不會理會這樣的招呼了?！?BR> 現任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的張榮恭，彼時也在“文工會”擔任“非正式職務”。他回憶說：“以前都是文工會的中層直接打電話給各個媒體的高層，解嚴之后就反過來了，文工會的高層打電話給媒體中層，人家也愛理不理了?！?BR> “國民黨的身份變了，凌駕在上的心態和作風也必須改變了?！睆垬s恭說?！拔墓焙髞砀闹瞥蔀椤拔幕瘋鞑ノ瘑T會”，主要職責也變為“與媒體溝通，為媒體服務”。張榮恭一度任其主委，“我們唯恐怠慢了媒體?！彼χf。
“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
“得益于臺灣四十年地方自治選舉的民主訓練，和經濟大發展后很小的貧富差距，解嚴之后，臺灣社會并沒有發生什么混亂?！鼻仫L說。
而國民黨反倒是經歷了一場深刻質變。到１９９０年，臺灣政黨總數已經近百，“國民黨也只是在民政機關注冊的政黨之一了?！睆垬s恭說。
如果說１９８８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黨內民主進程推向縱深，那么，１９９６年國民黨正式推動“總統直選”，“則可以說國民黨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蘇起說?！斑@正是國民黨在解嚴之后，最大的收獲所在?！?BR> 但是第二次“總統選舉”失敗，國民黨失去了政權。
“失敗原因不在于解嚴，而在于自身分裂?！碧K起說。于宗先還提到，“從李登輝時代開始，財團的政治獻金泛濫，甚至成為了常態?！薄皥陶h對自己沒有了約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BR> “其實正是國民黨推動的民主進程，給了國民黨新的機會?！鼻仫L分析說，“如果國民黨堅持威權統治，那么一旦這個政權被臺灣民眾推翻的話，國民黨就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它還有自新的機會，它還有重新通過選舉贏得政權的機會?！?BR>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睆垬s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誠如施明德的觀察，“戒嚴太久了，需要一段時間來消化?，F在的臺灣社會，謾罵、懷疑、攻擊、爭權奪利、算老賬，這些都是戒嚴的后遺癥”。
“解除戒嚴２０周年，到底是在慶祝什么？難道只是慶祝一個黨取代了另一個黨嗎？”施明德這樣問道。
“解嚴對臺灣來說，仿佛打開了一扇關閉了很久的門”，“臺灣社會開始學習認識人的尊嚴與平等價值，思考更為開放，觀念更為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麗?！薄吨袊鴷r報》的評論，似乎是一個回答。
在于宗先看來，２０年來，有兩種力量很了不起?！傲⒎ㄔ?，政黨們可以在這里互相揭短、攻擊和辯論，執政黨很難為所欲為，因為有對手在看著；另一種就是狗仔隊，除了最高長官們，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隊在盯著，一不小心就會被拍下來。這也是約束的力量?！?BR> 秦風的闡釋是：“ ２０年來，民主憲政的目標已經實現了不少?！薄岸@種源自社會民心的民主憲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獲。對國民黨如是，對臺灣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