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順（7）

咱們民謠有力量

——“民謠在路上”巡演側記

爸爸我只有祝福你啦！好好的成長，可別生病呀！努力學習才能省掉贊助費呀！長大了工作自己掙錢花，希望你能過得比我好哇！

——川子《鄭錢花》

三十年前找工作，今天找工作。今天找著好工作，不是我的喲。

——山人樂隊《三十年》

是什么刺痛了你的視線，終于站起來大聲發言，嘿，看到你握緊了你的雙拳。

——邵夷貝《現象2009》

民謠是臺灣人給我們提供的標桿。一提到民謠男歌手，就是人文、責任；一提到民謠女歌手，就是小女人、小清新。這是錯誤的。好在內地現在的民謠有多種可能性。

——盧中強

我們那一代民謠與現在民謠的區別在于，我們是好時代的壞孩子，而他們覺得自己是好孩子。

——高曉松

三個男人唱的一臺戲

“中國還是有一些好記者，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今天現場就來了一位，他就是簡光洲。”坐在臺下的簡光洲接受全場致敬，他是最早揭露毒奶粉事件的記者。

這不是一個新聞獎的頒獎現場，而是一個名為“民謠在路上”的巡回演出上海站現場的一幕。7月31日晚，幾百名觀眾聚集上海Mao Live，他們是民謠的擁躉，熟知周云蓬、萬曉利、川子、張瑋瑋、馬條、邵夷貝、山人樂隊、鐘立風、張淺潛等，也熟知這些民謠歌手，用民謠唱出的社會現實。

“民謠在路上”民謠巡演是4月23日在北京開始的，集結了一批中國新民謠歌手，他們的作品與1980年代末期興起的中國校園民謠熱有很大區別，這批新民謠歌手更關注房價、弱勢群體生存等社會現實。從北京，到青島、杭州、武漢、南京、廣州、深圳、成都……巡演的城市還在陸續增加中。

8月7日，巡演抵達四川，演出在距離成都九十公里的平樂古鎮一棵古老的榕樹下舉行，搭當地旅游項目的便車，成都一站免票，招徠了巡演開始以來最多的觀眾：　第一天五千多人，第二天兩千多人。演出的第二天，山人樂隊唱到一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站在露天的觀眾，有幾百人索性留在暴雨中，隨音樂起舞、奔跑、狂歡。因為音響被大雨澆爆，最后萬曉利未能上臺。

這場跨全國的民謠聚會，萌芽于文學網站“榕樹下”總編輯王小山、總裁張恩超和“十三月”唱片老板盧中強的一次喝酒聊天。三人是老朋友，“十三月”要推民謠，“榕樹下”要進行品牌推廣，他們一拍即合。

只要時間允許，三個中年人基本上全程都跟隨演出團隊，每場演出結束后，他們會和歌手一起去喝酒，每次都喝到凌晨三四點。

“我們那一代民謠與現在民謠的區別在于，我們那時覺得自己是好時代的壞孩子，而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是好孩子。”高曉松在出席北京首演時對新一代民謠歌手作出這樣的評價。

川子的歌詞都是大白話，卻“喊到你心里去”。

還以為是拉出去槍斃

廣州一站的演出于7月24日在TU凸空間舉行。由于演出場地在公園內，要穿過半個公園才能到達。里面有座長滿樹的小山，周圍很安靜，但是一進演出現場，喧嘩的聲浪和熱度就迎面撲來。

現場聚集了四百多名觀眾，座位不夠，有一百多人只能站著聽。這是一臺沒有后臺的演出，歌手唱完，走下舞臺，直接到觀眾區旁的沙發上喝酒。演出沒有節目單，歌手甚至不知道上場順序，一切都是臨時決定，現場想唱什么唱什么。

川子是巡演各站最具現場煽動力的歌手。一頭長發，細眼睛，穿件黑T恤，踏雙厚實登山鞋的川子，三十幾度的天，幾天巡演，沒帶任何換洗衣服，T恤晚上用水打濕了晾干白天再套上，襪子就沒換過，隨身行李只有一把吉他。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他開瓶冒著白沫的啤酒擎在手里邊喝邊唱，興之所至，還不時舉起酒瓶向觀眾示意。盧中強說：“他在臺上的狀態永遠是喝高了的那種感覺，特別有戲劇性。”

川子的吉他，是在監獄練出來的。

原名姜亞川的川子，小時候家住北京南城胡同，讀不進書，卻能“擺平事”，初中肄業，后來幫“兄弟”打架，趕上“嚴打”被重判，在監獄待了八年零八個月。進監獄時填簡歷，“特長”一欄，獄友有填“飛行員”、“火車司機”的，有填“吹口哨”的，會一點吉他的川子就填了“吉他”，給招進了樂隊，天天彈吉他。

樂隊名為復蘇心靈演唱團，演唱黨的歌曲，在監區老獲獎，所在監獄還得到了表彰。后來監獄讓他們上外面演，找一些有錢的贊助單位，比如北京輪胎廠、第二毛紡廠、首鋼，“都是國家買賣”。用焊著鋼筋的三十九人大轎車關老虎似的送到演出地，前面兩輛警車開道，后面兩輛車押送，拉著警笛，“別人還以為是拉出去槍斃的”。

這些小伙子唱起思念爹媽的改造歌真是痛哭流涕，最后監獄一看效果不錯，就把他們拉到劇院、劇場賣票盈利，一年二三百場演出，天天幾乎都在外邊。演出人員有假定工資，一天十幾塊錢，但從沒拿到過。出獄后，川子在廣州、海南、北京等地的夜總會和酒吧輾轉，唱崔健、劉文正、葉佳修的歌，也唱《心太軟》。

川子左手四個手指的指尖和右手的虎口處，全是彈吉他起的硬繭。他一彈吉他就蹭蹭地使勁，琴弦似乎隨時都會被撥斷。2008年，川子就在深圳的馬路上這樣彈吉他。

他那時從北京來到深圳，白天在深南路上唱，有時也去鄧小平畫像底下唱，常被城管轟來轟去；晚上在本色酒吧唱三節，一節四十五分鐘，八十塊錢。酒吧老板提供住處：　深圳污水處理廠宿舍。宿舍墻上全是蚊子尸體和拍蚊子留下的褪色血跡，中間光禿禿的一塊床板。

一天剛唱完，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人叫他下臺：“阿川阿川，歌曲創作得非常好，能不能給我的樓盤寫一首歌？”名片遞過來：　幸福里售樓處經理。這個樓盤很近，川子說，幸福里我知道，房價便宜啊，“宣傳單上寫四千塊一平方米。”早晨經過，售樓小姐遞來一張單子，他掃一眼揣兜里了。經理說，單子還在嗎？你好好數數——你少數了一個零。

經理要川子寫一首幸福里的歌，用作樓盤宣傳：“就寫我們深圳發展有多快，人民生活有多好，樓盤建得有多好，物業管理有多棒，布局是多么花園式……寫完我給你一把幸福里的鑰匙，兩居。”

川子回到宿舍，把宣傳單擱在一邊連夜創作，但越寫越別扭：　怎么寫呀？這房子確實太貴，老百姓買不起啊。“買不起”這個詞就蹦出來了。歌寫完了，經理帶著全部手下來酒吧，四十多人，包了五桌。“阿川，唱《幸福里》。”“真的？合適嗎？”“真的，唱吧。”“那我就真唱了。”川子開口了：　離幸福不遠的地方，我想就是這兒了。它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幸福里，四萬多一平方米，我每天賺錢很努力，花錢也很小心?？墒且∵M這幸福里，需要三個多世紀……唱到“四萬多一平方米，我買不起呀”，經理騰地一下站起來了：“停停停！”川子不理，繼續。舞臺很高，一腳跨不上去，經理著急地趴在舞臺邊上：“啊呀，我求你了，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別的客人齊聲轟經理，川子把歌唱完了。

廣州TU凸空間的舞臺同樣很高，足足一米。川子唱起《幸福里》的時候，全場觀眾起立，舉過頭的雙手編織成了一片揮舞的叢林。“川子的很多東西，就是從心里唱出來的吶喊，也喊到你心里去。”張恩超說。

川子的《鄭錢花》是巡演中最受歡迎的曲目，這首歌已經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現場則引來齊聲合唱。川子有一個成都的朋友姓鄭，給自己初生的女兒起了一個名字叫“鄭錢花”。于是，川子寫下了給“窮二代”孩子的歌——

以后全靠你自己啦！爸爸我只有祝福你啦！好好的成長，可別生病呀！努力學習才能省掉贊助費呀！長大了工作自己掙錢花，希望你能過得比我好哇！

在現場，《鄭錢花》可以讓觀眾情緒燃燒到沸點。最后一句唱畢，川子的鼓手紀偉把手頭的兩根鼓槌盡全力拋出，穿過人群，重重地打在觀眾席中。

川子說，回到北京后，他問過深圳朋友幸福里的情況，朋友說，房子已經賣完了，但房主都沒拿到房產證。而鄭錢花這個名字，成都那個孩子到現在還在用。“她爸說，現在這名兒這么火，不改了。”

民謠接搖滾的槍

“民謠在路上”巡演中，周云蓬算是新民謠的領軍人，這位盲人歌手戴著標志性的墨鏡，脖上掛串西藏高僧送的佛珠，褲腳挽至腿肚，腳上一雙黑布鞋。唱到一半，他彎腰摸索著地板上自己專用的調音器調音。

周云蓬唱了《九月》、《不會說話的愛情》、《沉默如謎的呼吸》等代表作，他的《買房子賣房子》同樣直擊社會現實，“不管天塌地陷，還是要上班。不管洪水滔天，我要去上班。不管?？菔癄€，還是要上班……”歌里還混搭了《加州旅館》和《四小天鵝》的兩段旋律。不過，廣州及深圳站的演出并沒有唱他那首最著名的《中國孩子》。

盧中強曾參與《同一首歌》的制作，一次王菲參加《同一首歌》在福建龍巖的演出，付費方要求電視播出時一定要有王菲，但王菲唱了《紅豆》，里面的一句“沒有什么會永垂不朽”，怎么都過不了關。最后，盧中強索性把歌詞改成了“永吹不休”，過了。

深圳站演出當晚，每個歌手都被叮囑不要亂說話，不要說粗口。曲目也經過考慮。最后，幾個歌手們都沒有唱成自己的代表曲目。邵夷貝沒有唱成《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周云蓬沒有唱成《中國孩子》，川子也沒有唱成《鄭錢花》和《幸福里》——盡管“幸福里”就在距離演出地深圳音樂廳不遠的地方。

盧中強說，周云蓬的歌受眾面很寬，一次一幫“道”上的兄弟聽過周云蓬后曾評價：“這個‘瞎子’唱得好??！”與川子相比，周云蓬更像是一位行吟歌手和作家。韓寒主編的《獨唱團》上，發表了周云蓬的《綠皮火車》，那本是應邀寫給《人民文學》的，但后來被退了稿。不過，川子和周云蓬一樣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川子第一張專輯《今生緣》的同名歌，在很多城市的KTV點唱率很高，據說有“大哥”們一來就唱這首歌，喝高了就會摟在一起哭著唱。

四十二歲的川子，四十歲的周云蓬，都還沒有自己的房子。與校園民謠時代《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的青春感傷不同，他們的歌詞更多是在講述現實的生活。

“現在的民謠，有一些很沉重的，甚至批判現實的東西。接過了搖滾音樂的某些精神?，F在的搖滾還是有點自己給自己撓癢癢的感覺，社會意義還沒有民謠充分。”年輕時很喜歡搖滾的王小山，現在更喜歡民謠。

巡演中，只要山人樂隊一上場，全場氣氛一下子就被帶活了。山人樂隊主唱瞿子寒、鼓手歐建云都是云南昆明人，貝斯艾勇是思茅佤族，曾在西盟鄉下度過童年，民樂演奏小不點是貴州興義人，會六十二種樂器，唱到興頭上就不分臺上臺下地滿場飛跑。他們唱的也是自己的故事，《山人》寫一個鄉下人來到城市的艱辛，旋律輕快，對現實的調侃和自嘲帶有云南人天生的達觀，沒有住處，“披著羊皮我不哆嗦，山人我自有妙計”?！度辍穭t寫：“三十年前找工作，今天找工作。今天找著好工作，不是我的喲。”歌里穿插著云南方言旁白，也運用了極富云南特色的弦子、大三弦等樂器。

巡演的保留節目是有些“怪異”的合唱。終場結束時，三個中年男人走上舞臺壓軸表演——王小山在舞臺左邊，張恩超在中間，盧中強在右邊登場，兩句對白之后，結束曲變成了三人合唱《織毛衣》。這首歌是2010年網上最火的歌曲，不知是誰從1980年代的故紙堆里挖了出來，一下子就火了。

揣著二鍋頭上臺，未遂

“邵夷貝的成功，又讓很多女孩子學起吉他開始唱民謠了。”盧中強說。2009年，邵夷貝憑借著《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在網上引起廣泛關注。

此次巡演集合了各個層面的民謠歌手，60后周云蓬，70后萬曉利，80后邵夷貝；校園民謠時期的葉蓓、高曉松、老狼和張行也來了。

北京站張行出場，臺下有八百多觀眾。他的出場費很高，主辦方只能象征性地表示一下。“給什么錢？不要給，這是幫朋友忙。”張行分文未取就走了。做了多年生意、廣告公司快要上市的沈慶，被盧中強和張恩超攛掇著上臺講話，一上臺馬上就下不來了，當時就唱了《思念誰》和《青春》。舞臺上擱著啤酒桶隨便喝的青島站，沈慶也去了。多年沒有唱歌的他唱到興起，不知道從哪里摸出一個打火機，一按，啪，打著了，點燃了現場一片的打火機。還有兩個五十多歲的青島出租車司機，一人抱一把吉他上去唱劉文正的歌。他們青年時期就喜歡民謠，是最早的一批民謠愛好者。

杭州站來了六百多人，有人在演出到一半時跳上臺鬧事。被掐著脖子掐下去后，這人甩下一句話拂袖而去：“我馬上去報案，你們唱的是什么歌！”這人指的是《中國孩子》。

深圳站的演出是在音樂廳舉行的，萬曉利上臺前喝了兩瓶酒，輪到他時，他揣了瓶二鍋頭一定要沖上臺，被保安阻止了。萬曉利“飛”著各唱了一段《陀螺》、《媽媽》和《狐貍》，唱完后在臺上玩了一段試驗，即興演奏。觀眾沒在高雅的音樂廳里見過這樣的陣仗，分成截然不同的兩幫人，一幫人拼命叫好，一幫人紛紛退場。

上海站，上海的本地吉他手周朝加入進來，用吉他彈出了跟古琴一樣的聲音。在周朝的吉他聲中，全場觀眾分男聲部和女聲部合唱了起來……

一開始，這是一場賠本賺吆喝的買賣。“在路上”的固定人數約十六人，為節省開支，去比較近的地方都坐火車，坐飛機也盡量選紅眼航班。票價都不貴，但也只有廣州站略有盈余，沒想到，演出結束后，聚集了五十多個人喝了一場大酒，略有的盈余又全沒了。

而隨著“民謠在路上”在全國更多城市進行的巡演，民謠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到深圳站時，“民謠在路上”已經找到了六個愿意合作的商家。到成都時，盧中強已經接到了全國二十場的邀約。加上“十三月”將推出的民謠歌手小劇場音樂話劇，明年演出會達到一百到一百二十場，民謠已經可以盈利了。

也是在明年，“民謠在路上”會向商家定制一頂能容納四百多人的巨大帳篷，音響燈光內置好，可以上網。到時開一輛演出車，裝著帳篷，到全國各地做二十個城市四十個公園的低碳帳篷演出。只要找到一個空曠的廣場、一個公園，東西一卸，馬上就能即興演出，大家都可以騎著自行車來聽民謠。

7月25日早上九點多，“民謠在路上”一行在廣州演出結束后，一醉到天亮，他們上了一輛大巴，周云蓬安靜地坐在駕駛座位后，川子倒臥，腿蹬在車窗上，山人樂隊主唱瞿子寒歪斜在后排，一把吉他擱在過道里。大巴車晃晃悠悠開在廣深公路上，天氣炎熱，明晃晃的陽光穿過云層和窗簾縫隙，投在靠窗的人臉上——幾乎所有的人都睡著了，車廂里只剩引擎聲……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