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順（9）
都寫好了，照著演就行了
——《四世同堂》的前世今生
《四世同堂》創作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才第一次出了有刪節的全本。有研究者認為，《四世同堂》不便出版是老舍一直拒絕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都好，只是缺少自衛的刺”
1941年末的一天，燕京大學國文系研究生王世襄從燕園回家，西直門甕城是必過的一道關卡。
王先生會玩，對古今中外的昆蟲分類都有研究，他自己種葫蘆，刻了很多蛐蛐罐。這天進城，王先生把一個蛐蛐罐揣在胸口，棉袍被支得老高。
你的，什么的干活？日本人一看，刺刀就抵上了王世襄的胸口：
王世襄伸手想掏蛐蛐罐，“呼啦”圍上來一群日本兵，槍都上了栓。
這是蟈蟈兒，alittleinsect……王世襄解釋，日本人哪里懂英文，只如臨大敵地盯著王世襄的胸口。
幾分鐘過后，一個膽大的日本兵上前，“嘩”地把王世襄的棉袍撕開，衣兜里的大小錢掉了一地。蛐蛐罐也應聲而落。刺刀立刻把那枚刻著花草的小葫蘆圍個密不透風。
日本人讓王世襄把小葫蘆撿起來，還是問：“什么的干活？”
王世襄只好繼續對牛彈琴：“蟈蟈兒，蟈蟈兒……”還沒說完，巴掌已經扇到他臉上。蛐蛐罐又掉了，還在地上蹦了兩下。
日本人看出門道，東西很輕，不像武器，便命令王世襄把蛐蛐罐撿起來。膽大的日本兵把蛐蛐罐的蓋拽開，探著腦袋往里看。門一開，里面那只綠油油的小蟲子倏地跳走了。
“給我心疼得喲……”四十多年后，王世襄向林汝為回憶這段經歷，還在嘬牙花子。當時，林汝為正籌拍電視劇《四世同堂》。王世襄是林汝為父親林子明在燕京大學的校友，知道林汝為要拍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王世襄有一肚子話要講。
王世襄的故事讓林汝為想起老舍筆下那些在殘酷的境遇里，仍然知里知表，愛生活、愛自由的北平人： 祁家院子里的菊花、石榴、棗樹、八月節的兔兒爺；錢詩人自釀的茵陳酒；票友小文夫婦在絲竹悠揚中拋灑一腔熱血……
“老舍先生在書里寫了： 玫瑰的智慧不僅在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于它有刺！刺與香美的聯合才會使玫瑰安全，久遠，繁榮！中國人都好，只是缺少自衛的刺！”老舍總結的國民性讓林汝為深深服膺。
1941年12月，燕園里的孩子還在盼望圣誕節到來，去校長司徒雷登家看卓別林的電影，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一夜之間，燕園的門崗全換上了日本人。
這天，林汝為兄妹放學回家，街上穿黑大褂的人特別多。還沒到家門口，就看見鄰居沈教授的廚子五花大綁，臉刷白，正往林家的門檻里邁。屋里，林汝為的父親林子明正在家里為沈教授畫像。最后一筆顏料未干，林子明和沈教授已經被捆起來。幾分鐘之后，他們的好朋友、燕大歷史系教授聶崇岐也給抓了出來，聶教授穿著拖鞋、睡衣，聶家桌上放著一盤西紅柿，日本兵拿起來就吃，吃了一半的果子，滿院子亂扔，到處流淌著紅色的漿汁——那是林汝為對“淪陷”最早的直觀記憶。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編全集，算總賬
1970年代末，林汝為從工作單位長春電影制片廠回京探親，卻發現公公、婆婆一人捧著一本書，成天看，顧不上理人。
“我一看書皮，是老舍寫的。老舍先生的書當然好看。”林汝為以為自己已經讀遍了老舍所有的著作，但她從來沒看過《四世同堂》。藏書甚豐、有釘著膠皮墊的閱讀椅和綠色燈傘閱讀燈的長影廠閱覽室，根本就沒有這本書。
向公婆借，老人不肯，“我們還沒看完呢”。去新華書店買，架子上沒有。泡了半天，售貨員從庫里找出一套。如果當時林汝為知道，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四世同堂》沒有再版過，她一定會慶幸自己的好運氣。
據已退休的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史承鈞考訂，《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從1944年11月10日起，在隸屬國民黨軍委總政治部的《掃蕩報》上連載。第二部《偷生》，從1945年5月1日起，在成舍我創辦、以“嚴守公正立場”為辦報宗旨的《世界日報》上連載。第三部《饑荒》，創作于老舍先生訪美期間，1950年代，曾在《小說》雜志連載，但只有前面八十七章。1980年代初，巴金養女馬小彌從英文縮譯本把最后十三章翻譯回來，《四世同堂》第一次出了全本，但為刪節版，未經刪節的《惶惑》與《偷生》多處情節和國民黨正面戰場相呼應。
淞滬會戰打響，老舍寫道：“上海的炮聲把壓在北平人的頭上的黑云給掀開了！”困守家小、報國無門的瑞宣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終日病病歪歪、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母親，老太太居然說：“好！蔣委員長作大元帥吧？”
在全城噤聲中，瑞宣冒險走十幾里夜路去聽南京的廣播。“南京的聲音讓他心中溫暖，不管消息好壞……南京的聲音足以使他興奮或頹喪，狂笑或落淚。”
寫《四世同堂》前兩部的時候，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實際負責人的老舍正熱忱實踐自己的“抗戰文藝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筆，什么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
老舍并不是1949年之后才開始寫快板和大鼓，這方面的實踐委實是從“陪都”重慶開始的。“……我們的蔣委員長，忠心義膽發宣言，非把日本打出去……中華民國萬萬歲！中華民國萬萬年！”“我黨總裁文武全。陸?？哲姶笤獛?，率領全國保江山”。
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四世同堂》中，重慶之于瑞宣，更是被比作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
史承鈞教授認為，《四世同堂》是解放之后老舍先生一直拒絕出版自己全集的重要原因。
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魯迅全集》，又計劃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人出文集。這在當時的作家是一項很高的政治待遇，而且其他三人的文集也已陸續出版了。唯獨老舍無意于此。
1959年冬，出版家趙家璧進京訪問老舍，說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計劃為他出文集的事，“老舍就問到我巴金在滬遭蓬子的寶貝兒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講了，老舍嘆口氣說：‘老巴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趙家璧在他的回憶錄《我和老舍》中回憶。
1960年趙家璧再次進京，為促成老舍出作品集，特地拉陽翰笙（時任文聯黨組書記）和樓適夷 （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一起去見老舍。“不料我一張口，老舍就站起身來說：‘我想寫的東西還多得很；我肚子里的許多作品還沒問世，嘿！干嗎現在就出全集、出文集？現在我得集中精力寫新的，到那時候，咱們編全集，算總賬。’”
趙家璧的回憶并不是孤證。1990年代，史承鈞訪問曾與老舍交往甚密的女作家趙清閣。趙清閣回憶： 為動員老舍出文集，趙家璧曾請自己做說客。1962年，老舍參加廣州會議后經上海，趙清閣曾在飯桌上向老舍提及出文集的事情。老舍當即反問： 我出全集為什么？為名？為利？兩者都不必要。況且我的那些東西，也不見得通得過。我看《四世同堂》就通不過，里頭有蔣介石，有國民黨。當時北平國民黨在抗戰。我沒法改?，F在又不抗戰了，出它干嘛？
老太太赤膊上陣
在林汝為讀到的那本1979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里，“蔣委員長”自然是不見痕跡。但林汝為還是猜測，老三瑞全是“上國民黨那邊去了，因為老舍就去了重慶”。不過，在電視劇里，老三究竟去了哪里，被處理得很含糊。
“我身邊有很多老八路。演王成的劉世龍他們一家子都是共產黨，日本人掃蕩村子的時候，把他姐姐給殺了，還把她屁股上的肉割下來，煮了吃。當時的照片我都見過。當然，重慶也挨了轟炸，上海也死了好多人。何必再分死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改編《四世同堂》的半年，林汝為思緒萬千，下筆慎而又慎。
“文革”已經結束，長影廠的生產卻沒有立刻恢復。導演們要么已經退休，要么寧可學做菜。“運動”教人學會了“游魚”的人生哲學： 少看書、少說話、少拍片。與丈夫長期分居，在長影廠又無事可做的林汝為，調進剛成立不久的北京電視臺電視劇藝術中心。所謂的“中心”，是西三環橋腳下的幾間平房，辦公室里沒有桌椅板凳，開會要坐在窗臺上。
到新單位沒多久，林汝為就打了一個報告，提議把《四世同堂》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那時，她已經把原著讀了七八遍，小說中的每個人都戳在她心里： 祁家老大從來不笑，唯獨一次例外，是女兒餓死的時候，毫不知情的他舉著四枚雞蛋進門，高興地告訴媳婦： 我看見老三（在外抗日）了，這是老三捎給妞子的。祁家大兒媳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忙得粉都顧不得擦勻，眉毛總是白的。祁家老二近乎無恥地熱愛自己，禮義廉恥全拋腦后，吃穿上的講究卻決不肯落空。還有長袍罩西裝的丁約翰，會用狐貍眼勾人的招娣……
報告交上去五天，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召開局黨組擴大會議，討論林汝為的提議可不可行。被“擴大”進去的林汝為侃侃而談： 市委有精神，要大力發展電視劇，尤其是持續播出的長篇電視劇，持續時間越長，宣傳效果越好；電視劇應該能感動人，教育人，并且有北京特色，這些《四世同堂》都符合。與會的一位北京廣播電臺的女同志也在一邊搭腔： 我看《四世同堂》可以拍，我們在搞《四世同堂》的連續播講，觀眾來信已經攢了一大包。
時光流轉到1983年，《四世同堂》已經從新華書店庫房轉移到貨架上。讀者新奇且驚喜： 老舍先生還寫過這樣一部作品。
電視劇可拍，劇本誰來改？有人提李準，有人提鄧友梅……林汝為發了言： 各位導演，我在長影專門進修過編劇和導演……散會后，幾個同事走過來： 老太太，您怎么赤膊上陣了？您也太不謙虛了吧？
在新同事的眼里，五十歲的林汝為名不見經傳。在長影呆了那么多年，做演員，沒當過幾回主角；做導演，沒什么代表作。
受父親的牽連，林汝為在長影廠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學習”中度過的。
投奔陜甘寧的父親先后做過華北聯合大學的教務長、天津市委委員，1949年之后因主張不能全國中學都學俄文，要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學校學英文，英文更有用，獲罪“狹隘民族主義”。“文革”中，因為曾在國共談判期間受命以燕大校友的身份給司徒雷登寫信，被扣上“美國特務”的帽子。
身為“美國特務”的女兒，在長影廠的林汝為到長白山做伐木工；到吉林第一人民醫院外科體驗生活，給病號洗腳、倒尿盆、摳大便；在汽車廠組裝前葉子板和大燈座，一干八小時，三分鐘一輛車下線……
從三十七歲起，就被尊稱“老太太”，提議拍《四世同堂》的時候，林汝為已經五十歲，她不能再等。
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
改編《四世同堂》，需經過老舍夫人胡絜青同意。胡絜青恪守滿族人的禮儀，林汝為每次見她，都要行蹲安禮。“她不讓坐，咱們就不坐，多會兒她想起來了： 小林你坐。再坐下。”
胡絜青向林汝為回憶，老舍去重慶之前曾跟家人約定： 寫家信的時候不能提災難，頂好只談家長里短；要是搬家了，用什么暗語表示；萬一不能寄信了，通過誰轉信；我那邊要是好，你們就過去，到時候哪位先生會來接，是他，你們跟著走，不是，你們別動。
老舍一走就是五年。1941年，胡絜青帶著年幼的孩子，輾轉五個月，從山東取道北平到重慶，找到老舍。
林汝為改編劇本的時候，胡絜青把家里幾位經歷過日據時代的滿族親戚介紹給林汝為。親戚們講給林汝為的故事，有些胡絜青在重慶也曾講給老舍聽。
因為小說里祁家老三瑞全是混在出殯的杠夫里出城去抗日，林汝為特意找到幾位八寶山和東郊火葬場的老工人。他們在解放前做過杠夫，對送葬的儀仗怎么走，有相當的權威，對日本人把街上的“倒臥”拉到郊外草草掩埋的事情有很深的記憶。
這些人還熟諳連接北京城內外的秘密交通路線。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寫了一位熱血的劉棚匠。他不愿意在膏藥旗下茍活，偷偷混出北京城，臨走把劉嫂托付給祁家老大瑞宣。瑞宣每月貼補劉嫂六塊錢。日本人實行糧食管制之后，北平人吃飯越來越不容易，劉嫂不愿再接受祁家的接濟，冒險把布料、舊衣服賣到石家莊、張家口?？谕馊币律俅?，北平吃不上糧食，愿意冒險的人兩頭有賺，但是要一路躲避日本人的盤查，買通鐵路上的職工與巡警，人有時藏在貨車里，有時得趴在車頂上。得到的那點糧食，放在袖口或者褲襠里帶回北平。
杠夫們向林汝為證實： 淪陷八年，北平跟外界的秘密民間通道從來沒有中斷過。
《四世同堂》里還有一位著墨不多的明月和尚，是一位抗日義士。為什么單單要把一位和尚寫成抗日義士？通過采訪戲劇學家吳曉玲先生，林汝為知道： 當年二十九軍在南苑附近抗擊日軍，死傷無數。部隊奉命草草撤退，是南苑附近的和尚把死傷的戰士從戰場上偷運走，傷員寄放在佛教徒家里，陣亡者安厝在寺廟，用油漆把棺材封嚴，防止散味。
“后來北平就被日本人占了。和尚干的事情，日本人始終不知道。但是老舍先生知道。你別看他先去重慶，之后又去美國，老舍先生有的是朋友，泥瓦匠、花匠、杠夫……他會想象，他認識的花匠遇到鬼子會怎么辦，他認識的小販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北平怎么生活”，林汝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棗樹為主，老頭為輔
劇本改好，接下來就是選角。聽說北京電視臺要拍長篇電視連續劇，四十幾家文藝團體的演員聞訊而動。每天早晨八點到晚上十點，林汝為跟一撥又一撥的演員談話。入圍的演員試裝、拍照，每張照片都要拿給胡絜青過目。
六個月之后，全劇大大小小幾十個角色都定了下來。林汝為給每個演員發了一套《四世同堂》：“好好念書。老舍先生都寫好了，照著演就行了。”
開拍前一個月，演員們進駐片場。用一個月的時間，看原著，讀劇本，對詞，練習穿平底布鞋，練習穿旗袍，好使它在走路的時候不裹腿；練習穿長衫和小褂。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后成為中國國家話劇院的一部分）的老演員杜澎在劇中扮演原本“橫草不動，豎草不拿”，后來卻成為抗日義士的錢詩人。老舍筆下的錢詩人好喝茵陳酒。杜澎從讀劇本起就難以釋懷： 茵陳酒究竟是什么味道。“茵陳”是一種野生植物，剛好片場的空地上就長著幾株。趁春天茵陳剛長出嫩芽，杜澎采來泡酒。“噯，我發現它有點清香味。從這里我想到，錢詩人可能喝酒不多，但愛喝，喜歡粘著酒勁暈在其中喚起的詩情畫意。”杜澎在當年的拍戲心得中寫道。
六十四歲的老演員邵華要演八十歲的祁老太爺。每有大動情緒的戲，有肺心病的邵華就故意停藥，寧可胸悶、氣喘，以傳遞祁老人的滿腔激情。
有一場戲是祁老太爺聽說兒子被日本人凌辱后投河自盡，林汝為讓美工彥小追按照圖紙的位置在攝影棚里栽兩棵棗樹。彥小追找不到棗樹，買來一棵楊樹。林汝為不干： 必須是棗樹。第一，北京人好在院子里種棗樹，可以當景賞，到秋天還可以給孩子打棗；第二，棗樹的枝干是有硬結、有力度的，而楊樹的樹枝是圓的，贊美人就說“楊柳細腰”。
按照林汝為的設想，這場戲，攝像機要吊在攝影棚的最高點，從上往下俯拍，棗樹為前景，祈老太爺是遠景，鏡頭慢慢搖下，祁老爺子要有大段獨白。
邵華顧不上吃飯，把林汝為堵在攝影棚門口，一手拿著老舍的小說，一手拿著劇本： 原著里，老舍先生一句話都沒讓祁老爺子說，你為什么要讓他說那么多？
老爺子您念過《天問》嗎？林汝為反問。這段寫的就是祁老爺子的“天問”。他那么忠厚老實的兒子死在他前頭，沒病沒災，之前沒跟他說上一句話，早晨出去好好的，晚上成了護城河里冷冰冰的尸體。他不得不好好問問： 好好的一個人，為什么要被日本人逼死？
我懂了，你拍吧。邵華撅著祁老爺子的山羊胡，臉上貼著祁老爺子的老年斑轉身離開。那場戲，一條拍過。
還有一回，演小崔太太的馬寧遇到了難處。有一場戲是她丈夫小崔叫日本人把腦袋給砍了，她起先不知道。后來她聽到四大媽罵白巡長： 你是干什么吃的？！我活蹦亂跳的小崔怎么讓人把腦袋給砍了？！按照劇本提示，小崔太太應該登時昏倒，被救醒之后，要“大嚎”。
馬寧找到林汝為： 老太太，什么叫“嚎”？
“嚎”就是你有一口氣在心里憋著出不來，你必須“嚎”，因為你實在不明白： 我的小崔怎么就沒了腦袋？
馬寧想了半天： 我不會。
那我給你示范吧，你可別生氣，按說導演不該給演員示范，但是這個太難了，我試著給你“嚎”兩聲。兩聲過后，林汝為的心跳加快，氣都喘不上來。過了好半天，她問馬寧： 這回你明白了嗎？
馬寧點點頭。
2007年，電視臺的娛樂節目做“四世同堂再聚首”。事先，幾位年輕的女記者找到林汝為，林汝為把記者們請到她家對面的茶館，從上午九點談到晚上十點。
“有幾位演員已經去世了，能不能把他們的照片掛在演播室里，我想跟他們一起坐坐？”林汝為只有一個要求。
電視臺沒有爽約。“祁老爺子”邵華、“大赤包”李婉芬、“冠曉荷”周國治的照片，被遠遠地掛在演播間的背景墻上，“也不介紹也不干嘛的”，“明月和尚”高恩德的照片干脆被忘記了。
“他們根本不明白老舍先生為什么寫明月和尚。更不明白為什么我想跟去世演員的照片一起坐坐。”林汝為悵然地說。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6月17日）